2012年)等各方当事人们关于德国统一的回忆录,鉴于两个德国的主权有限

 策略游戏     |      2020-04-25 04:10

  如果说冷战是一部在多个不同的舞台上同时上演的戏剧,那么德国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舞台。我们甚至可以过分地说,在这部“冷战大戏”中最具标志性的开幕和闭幕几乎都在德国这个舞台上演过。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定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为冷战画上了句号。而就在一个多月前,被称为“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去世了,在悼念他时,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必然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被人提及。尤其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民族统一”这四个字仍然具有某种强大的魔力,它之于我们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似乎有必要从德国人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民族统一的历史经验。

科尔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总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长彼得·哈特曼给他留下的附注:22:00,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待他的电话;23:00,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话;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预约通话定在次日9:15。在这些通话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通话一样——科尔想了解这些政治家对欧洲政治新框架条件的第一反应,并反过来向他们阐明联邦政府的态度。

1989年至1990年,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划时代年份,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世界焦点。对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是表示反对,德国统一会危及苏联在东欧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苏联压根儿“不希望德国统一”,但最终戈尔巴乔夫同意两德统一。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他的转变对德国、对苏联、对世界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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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先生,此时此刻,柏林墙正在倒塌!”激动不已的爱德华·阿克曼向赫尔穆特·科尔证实了此前不久科尔的新闻发言人汉斯·克莱因向他报告的消息,当时他还不敢相信。所以,在快快结束了华沙波兰政府宫的盛宴之后,科尔亲自打电话回波恩核实此事。1989年11月9日傍晚,当科尔正要驶离波兰政府国宾馆时,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从波恩向他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公告。对科尔来说,这也已成了事实:柏林墙——密不透风,欧洲战后秩序以及与之相连的德国分裂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国家的象征——已经失去了它的中心任务。在边防军的眼皮子底下,几万人从这座分裂城市的东部不受阻挠地涌向西部,在那里,同胞们欢呼雀跃地迎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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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尔切克:《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欧阳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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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一、戈尔巴乔夫态度转变的过程

来自波恩的声音

柏林墙倒塌不到24小时,科尔就中断了他在华沙的访问,并去了一趟柏林。返回波恩后,他便着手准备与外国政要进行第一轮通话。他这时寻求这种沟通,不仅仅是对友好国家的一种礼貌行为,更主要的是德国法律处境的明显标志:鉴于两个德国的主权有限,联邦德国政府只能有限地自主行动。在德国国防军无条件投降后,二战的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通过1945年6月5日的声明,接管了德国政府的最高权力。直到50年代中期,才将大部分主权交还给1949 年成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但四大国对德国作为整体以及柏林的权利和责任则继续存在。所以,此后在处理涉及德国作为整体、两德关系以及柏林的问题时,四大国自动地成为两德政府的谈判和对话伙伴。

1989年,东欧剧变为德国统一提供了大好时机。时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的科尔为两个德国重新统一,开展了一系列的内政外交活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不希望德国统一的,除了地缘因素外,他认为二战结束后,两个德国的分裂并建立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既然德国已经分裂,就应该遵循已经分裂的现实。所以从1987年至1989年底,戈尔巴乔夫一直对两德合并 “持断然拒绝态度”。

  仅就中文出版物而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煌煌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有关德国统一历史的最全面、最具学术性的译作。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认真读完这四大本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简单、直观甚至有趣的读物。因此阅读事件亲历者们的回忆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找到来自美国(布什、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民主德国(克伦茨:《89年的秋天》,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等各方当事人们关于德国统一的回忆录。

如果现在科尔在联邦内阁会议之前就与布什、戈尔巴乔夫、密特朗和撒切尔夫人对话,那么这就是他承认德国的主权有限。即使是在框架条件革命之后,“德国问题仍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4小时内,德国的法律处境与德国政策的其他决定因素和格局就像在一面聚焦镜下一样,非常清晰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此后329天的进程,伴随德国统一的这329天所带来的结果当时还无法期待。

但是,他的态度在之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0年1月,民德总理莫德罗访苏,苏联表示“原则上没有人怀疑德国人的统一”。稍后,戈尔巴乔夫同科尔会谈时表示支持德国统一,1990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德国统一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9月12 日,苏联参与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解决了统一的外部问题。

  相比之下,来自于联邦德国亲历者的回忆就显得略有不足。对于想要了解德国统一进程的读者而言,自然需要聆听来自波恩的声音,尤其需要了解当时科尔总理与外交部长根舍在这一伟大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所思所为。然而,这两位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是如此的“厚重”(Helmut 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Verlag, 2005; Hans-Diertrich Genscher, Erinnerung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5.),以至于如今都尚未被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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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总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长彼得·哈特曼给他留下的附注:22:00,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待他的电话;23:00,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话;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预约通话定在次日9:15。在这些通话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通话一样——科尔想了解这些政治家对欧洲政治新框架条件的第一反应,并反过来向他们阐明联邦政府的态度。

两德统一二、戈尔巴乔夫态度转变的原因

科尔和根舍的回忆录

与英国首相通话,是科尔同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进行一系列通话中的第一个。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科尔要与他们就柏林墙的倒塌及其直接后果以及新的政治形势进行交谈。还在他午间中断华沙的访问经汉堡飞往柏林、晚上从柏林直接飞回波恩期间,总理府第二司,即“对外关系与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对外安全”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商定了这些通话时间。在此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一名译员和一名记录员已在另外的电话机前就位。

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统一立场从反对到赞成的转变,既有民主德国危机加深、联邦德国大力推进统一、东欧剧变及西方国家态度的转变、苏联国内形势恶化等外因的影响,也有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等内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转变了对东西德国统一的态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府第二司司长的霍斯特•特尔切克所撰写的这本《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下文简称《329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它为我们观察德国统一提供了一个来自联邦德国的内部视角,它十分完整地记录了从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10月3日这段时间内,科尔政府为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努力奋斗的点点滴滴,使我们能够听到来自波恩的声音。

撒切尔夫人:“自由的伟大一日”

  1. 民主德国危机加深

日记还是回忆录?

对联邦总理关于向波兰提供贷款援助的愿望,撒切尔夫人表现得很热情。接着她迅速谈到民主德国的发展。与英国几乎所有的公开反应一致,当天她就对这些发展表示了欢迎。她十分明确地将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称为“自由的伟大一日”,同时却在电台节目中提出警告,提防东欧变化太快,对民主德国的变化不要抱过高的期望。撒切尔夫人对科尔作了相似的表示:她从电视里跟踪了那里正发生的许多场景,其中部分是历史性的。依她所见,现在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科尔同意这一看法,然后谈到他在柏林的经历。他说,在当地数万人身上弥漫着一种不可想象的气氛。他本人参加了两次群众集会,其中,由柏林基民盟组织的第二次集会参加人数当在12万到20万之间。

经过一系列改革,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相比,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差距逐渐增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9月,约有500万至600万东德人以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占东德总人口的1/3。经济领域,西方能更好地比东部应对技术和结构现代化中意想不到的挑战;石油危机之后,西德经历了从消耗工业到后工业经济转型的痛苦转变,但东德的经济改革却失败了。戈尔巴乔夫看到,民主德国民众要求与联邦德国合并的情绪,预示着德国统一进程不可逆转。

  当我们开始接触这本书时,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无论是在出版社编辑对此书的简介中还是在中译者的后记中,都明确指出说,这是一部特尔切克的工作日志和私人日记。乍一看似乎确实如此,翻开《329天》略作浏览,充斥在书内的日期标题岂不都在告诉读者,这就是一部当事人自1989年11月9日起至1990年10月3日终的日记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沉下心来,再仔细阅读并思考一番后,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一判断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科尔说,民主德国体制的根基已受到冲击,但眼下无人知道它将如何继续发展。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派:多数人要坚持下去,不允许有政治多元化;另一阵营则准备以匈牙利和波兰的变化为方向。他要在通话时向极其不安的戈尔巴乔夫说明,民主德国不实行多元化将无以为继。只有当情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平静才能再次降临民主德国。此后的六周将非常重要。

  1. 联邦德国大力推进统一

  首先,在通读过整部书之后,并没有发现涉及作者私人生活的内容。如果是私人日记的话,读者往往会读到有关当事人的一些生活琐碎之事。可是本书完全是围绕着作者怎样参与处理当时德国统一问题而展开,因此很难说这还是特尔切克的私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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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分裂后,联邦德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1982年上台的科尔总理,在促进两德关系发展方面做出了新的更大的努力。1989年春夏,东欧国家相继发生急剧变化,对民主德国局势及两德关系产生了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影响。科尔总理审时度势,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民主德国官方尤其是民众积极回应,两德统一的内部条件已基本成型。

  其次,即便将“私人日记”这一措词理解为“个人日记”,而认为本书是一部“日记”的看法仍然是可疑的。一些蛛丝马迹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我决定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写起;止于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第1页)其中“写起”这一措辞尤为值得注意,具备一般历史文献识别能力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日记应当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文字记录,所以如果说这本书是特尔切克的工作日记或者个人日记,他似乎更应该在前言中交代自己的长期以来的日记习惯,或者在对本书进行的说明中提及,本书从自己的已有个人日记中摘录编辑出来的,而不应交代自己如何考虑本书从何时“写起”。因此无论如何都可以发现,本书是一部事后写就的作品,而非当时之作。

科尔解释说,如果出现戏剧性的发展,他将立刻与英国首相取得联系。科尔同时保证,波恩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情况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撒切尔夫人问东柏林执政者是否会接受别人的建议,比如联邦总理本人或者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建议。科尔表示怀疑。他认为,民主德国领导层不会愿意这么干,但不排除可能发生变化。他说,他已在电话中向昂纳克的继任者埃贡·克伦茨建议,以华沙和布达佩斯的政治改革家为榜样。

  1. 苏联国内形势恶化

  所以严格说来,本书不是一部私人日记或工作日志,实际上只是一部披着日记外衣的回忆录罢了。克伦茨的《89年的秋天》也属于这一类的回忆录,其第二至五章中同样也是以逐天记录的形式进行叙述,但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日记与回忆录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一个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期间就已形成的文献,一个是当事人在事后对当时所发生事件进行回忆性的叙述。

撒切尔夫人以问候华沙执政者而结束这次将近半个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她还建议在波恩或者伦敦举行半天的会晤,并表示——像克里斯托弗·马拉贝早上在西方大国驻波恩大使和总理府部长塞特斯进行的会晤中已经表示的那样——英国愿意为应对移民潮提供支持。科尔保证,无论如何,他将再次给首相打电话。那时,也可以商讨进行一次个人会晤问题。

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提出的1989~1990年,正值苏联国内短缺性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1986~1990年,苏联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1990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降至2%;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非但没有扭转,反而变得更为严重;财政金融状况恶化至灾难性境地。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动荡,民族分离主义声浪日高。这一情况无疑又为联邦德国提供了大大可以利用的机会。为争取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统一的支持,科尔总理决定实施一项庞大的援助苏联的行动:1990年2月联邦德国财政补贴2.2亿马克,向苏联提供了52000吨牛肉、50000吨猪肉,20000吨黄油、15000吨奶粉、5000吨奶酪。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男女式鞋子,成衣和其他日用消费品。同年6月,由联邦政府担保对苏联提供了50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所有这些援助,对缓解苏联的经济政治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从史料的价值的角度来看,回忆录比起日记确实要略逊一筹,事后回忆总不如当时的记录。但绝不意味着《329天》这样的书就毫无价值。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在撰写其回忆录的时候绝不会仅仅凭借自己的记忆而任意发挥,就如特尔切克自己在前言中所交代的那样:“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第3页)也就是说,作者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必然会以当时的工作文件作为依据,并以此帮助他进行回忆。如果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作为文献基础,想必这些回忆录也是很难写成的。而回忆录比起日记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做到紧扣主题、论述符合逻辑、文字表达通顺。

接着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时,科尔也在谈话开始时谈了波兰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问题并描述了波兰的状况。科尔说,华沙新政府的成员构成不错,也许他们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不太专业,因为其中许多人不久前还蹲在监狱里。但清楚的是,大家现在应该帮助这个新政府,具体而言,比如通过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而做到这点。美国总统回答说,其实对于波兰他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但他很有兴趣听听科尔对民主德国事件的判断。总统也提到,即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

  1.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

特尔切克何许人也?

布什是11月9日下午在一个早先安排的情报人员通报会上得到关于东欧的急速发展报告的。一位顾问作说明时从民主德国刚刚宣布新的旅行法规开始,并说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从办公室前往白宫的路上,就三次撕毁了自己的记录而不断重写。嗣后,总统通过电视直播看了柏林墙开放的情况。他早在1989年夏天就表示欢迎两德统一的可能性,当时还没有一位重要的外国政治家像他这么早地表示欢迎,可现在正是布什却在公众面前表现得犹豫和冷淡:“我不会在柏林墙上舞蹈”,他向等待着的记者们宣布了自己的第一反应。对他来说,来自柏林的信息过于贫乏,苏联被不可预见的后果彻底激怒的危险却太大,鉴于敏感的发展,布什不想陷入失控的胜利者亢奋之中。

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新思维外交”,是戈尔巴乔夫政策转变的内因。柏林墙倒塌时,戈尔巴乔夫已经认可了东欧的剧变,并压制了党内和军队中对东欧剧变的抵触心理。且东欧剧变后,一些国家与联邦德国交好。匈牙利不顾民主德国的抗议开放边界,成千上万的东德居民越过匈牙利边境逃往西德,戈尔巴乔夫对此给予准许。戈尔巴乔夫命令苏联在东德的驻军不要“轻举妄动”,当东德的新任领导人莫德罗跑到莫斯科求救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冷淡之极。戈尔巴乔夫说干涉与我的道德不相容, 因为这不得不允许向人民开枪,强力干涉将导致大规模的流血。

  特尔切克经历了整个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并且参与了联邦德国政府的决策。因此他对于德国统一的回忆自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楚的是,作者当时担任负责人的联邦德国总理府第二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在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现在在电话里,布什总统也向联邦总理表示,他会负责不让自己政府中的任何人陷入过度的溢美之词。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样只会损害整体发展。然而,布什说,如果科尔同意,他非常愿意告诉媒体,他们两人通了电话并且联邦总理对美国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赞赏。之前,科尔是把这一赞赏与热诚感谢美国以及详细描述自己在柏林经历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他说,柏林的情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科尔谈到两次群众集会的情况并告诫总统:电视上关于舍内贝格区政府前那场活动的画面并未反映出真实的柏林。那场活动的参加者中有许多“左派的乌合之众”。与此相反,在选帝侯大街上有12万~20万人参加的基民盟集会笼罩着“难以置信的良好气氛”。总而言之,民主德国的游行示威,无论是在东柏林、莱比锡还是德累斯顿,都是和平的、严肃的,理智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德国统一的内部条件日趋成熟,以及英美法三大国纷纷做出了让步,转而支持德国统一,如果此时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反对,显然形式不利于苏联,苏联只能孤军奋战,科尔总理说过我只要德国统一,可见统一是德国人内部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德国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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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者特尔切克

科尔对民主德国新政府的改革意愿表示怀疑。他说,虽然克伦茨愿意推行改革,但其界线就在于不要触动统一社会党的一党统治。科尔预言,大家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点。柏林墙的开放暂时不会增加移民压力,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隧道尽头仍然见不到光明,人们就会逃离。现在就能看到大量逃亡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到目前为止,今年已有23万人迁移到联邦德国,其中主要是比较年轻的人。结束通话时,布什还是回到了科尔一开始提出的对波兰进行财政援助的询问。布什答应将这一请求转告给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兰迪;布什祝愿他继续取得成功,并说,联邦总理通过处理迄今发生的事件赢得了最大的尊敬。

三、结语

  1972年12月21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1973年9月18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同时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对于这一事实,两个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联邦德国虽然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国家,承认与它之间的边界,尊重它的领土完整,但仍强调自己同民主德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坚持“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念。与此相反的是,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们已经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个德意志民族,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族,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就直接反映在双方在处理两德关系过程的机构设置之中。

周六清晨,科尔与密特朗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谈话,这是与三位最重要的西方盟国代表人物进行系列通话的继续。一天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到法国总统那里的时候,他正在丹麦进行国事访问。他的公关顾问雅克·皮尔汉建议他立刻前往柏林。密特朗在他的最初表态中欢迎柏林墙开放,但同时指出,欧洲迄今的均势发生这一变化也将充满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困难。如同与撒切尔夫人和布什通话时一样,科尔首先请法国支持波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援助申请。几分钟以后,科尔谈到他在柏林得到的印象。他告诫说,不要认为舍内贝格区政府前群众集会的电视画面具有代表性,令人遗憾的是,左派分子的部分骚乱占据了画面。与此相反,选帝侯大街上的群众集会进行得与7月14日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法国国庆日一样。科尔保证,总体而言,在民主德国发生的整体进程并非革命而是演变。

戈尔巴乔夫最初采取反对态度,与局势突然出现有关,戈尔巴乔夫在1987 年 6 月会见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时并没有想到德国会统一,当戈尔巴乔夫敦促昂纳克进行改革时,他想到的也还是东德能长期存在下去。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对德国问题没有充足准备,对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持拒绝或否定的态度,表现出戈尔巴乔夫只是面对这一情况时,下意识的反应。

  对于民主德国来说,既然两德关系在它眼中应该只是普通的国与国关系,那与联邦德国直接打交道的机构就应该是民主德国的外交部。然而对于联邦德国来说,既然两德关系在它眼中应该只是德意志内部关系,即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互不视对方为外国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如果联邦德国把它的外交部当作处理两德关系的机构,则将是对德意志内部关系的破坏,因此在联邦德国政府内,出现一个特殊的部门——德意志内部关系部。它的任务是:为民族统一服务,加强德意志民族凝聚力,促进德国内部两个国家的关系以及承担联邦政府在德国政策方面的责任;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协调各部门的相关计划。但是此部门开展工作的最大困难在于,民主德国不接受任何和内部关系部的谈判,而只愿意和外交部会谈。所以内部关系部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德国政策方面缺乏政治威望。

如在之前的通话中一样,科尔详细地介绍了前一天柏林基民盟群众集会的规模和过程,谈到了年初以来的巨大移民压力,也表示了他对统一社会党新当权者改革意愿的怀疑。科尔着重强调,无论是民主德国局势的不稳定,还是东德人继续向西部大规模迁移,都不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14天后可能和克伦茨进行会面,他将亲自告诉克伦茨这一看法,同时也告诉克伦茨,自己准备提供经济援助,前提条件是进行真正的改革。科尔宣布,11月20日将派一位特别代表去克伦茨那里。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转变在此时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冷战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柏林危机,险些把世界拖入战争。对于苏联来说,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德国就会爆炸,那么德国就会爆炸,而接下去将会是什么样子,无人可知。东欧剧变后,如果采取武力的措施解决东西德合并,在欧洲可能会爆发大的战争,毕竟苏联在东德国就有38万的军队,并且苏联当时的党内、军队中已经存在不满,但被戈尔巴乔夫压制下去。这些因素促使戈尔巴乔夫的转变,也最终加快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无论对德国还是世界的和平,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真正的核心仍然是总理府,它几乎囊括了德意志内部关系的全部职权。自从1982年科尔就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后,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方式,其中科尔作为总理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决策中心。另外还有两人值得一提,那便是1984~1989年间任总理府部长后任内政部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以及本书的作者霍斯特•特尔切克。而他们在科尔入主绍姆宫之前,就已经都是科尔的亲信了。

科尔保证,无论如何下周将再次给总统打电话,如果事态提前出现戏剧性发展,他将提前打电话。密特朗插话说,总理正在经历激动人心的时刻;科尔回答说,作为政治家他是顽强的,有些事情确实是人终其一生不会忘记的。他接着描述了参观柏林查理检查站的情形。密特朗请科尔向德国人民公开转达他最良好的祝愿。密特朗说,这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也是人民的一刻,此时此刻,人们有机会将这一运动融入欧洲的发展。密特朗再次感谢总理在11月3日波恩的德法峰会中建议他公开声明自己对德国统一的积极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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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我与东西德统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朔伊布勒与默克尔

科尔多么重视此事,也表现在他当时在宣布这个声明时用了以下言辞:“请注意总统现在的回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德国记者问密特朗:“您害怕德国统一吗?”密特朗对这个问题没有马上听懂,因此科尔小声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理解。”接着,密特朗声明说,他不害怕德国统一,尤其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害怕或赞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人民的意愿和决心”算数。8天以后,密特朗赞赏了科尔对此事的敏感嗅觉,最后他强调了自己对总理的友情并提醒说,他们计划于1990年年初会面。

2.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在朔伊布勒担任总理府部长之前,联邦德国的总理府部长基本上是由属于公务员系统的国务秘书担任,因此这一职务被视为“最高公务员”。当朔伊布勒以政治家的身份,带着议会选票来就任总理府部长后,这一格局被打破了。朔伊布勒无疑是当时科尔所有顾问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在德国政策上,他是首席谈判代表并且掌管着有关德国政策的协调事务。

联邦内阁特别会议安排在9:30进行。在这次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开始之前,科尔通过电话会谈:

  1.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在总理府下设有若干个司,其中第二司为“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外部安全司”。特尔切克担任司长,按惯例这个职务一直是由外交部人员担任的。但是科尔上台后打破了这种惯例,而让特尔切克担任这一职务。因为在基民盟还处于在野党时期,特尔切克就已经是科尔的外交政策发言稿的撰写人。但是特尔切克的权力无法遍及整个第二司,在第二司下设有德国政策工作处,它直接受总理府部长领导,从而绕过了第二司的管辖,因此特尔切克本人也很少能够从德国政策工作处那里获取信息,即便该处成员都隶属在他的治下。

• 对最重要外交伙伴的反应获得了个人印象。科尔确信,这些伙伴与他本人和联邦政府一样,对民主德国的发展感到意外,而且对下一个步骤同样缺乏具体想法;

  这种扭曲的机构设置导致了工作上的重叠,因此朔伊布勒和特尔切克之间有一个分工,朔伊布勒负责德国政策以及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直接谈判,特尔切克则在有关东西方政策的国际事务领域内尽可能发挥作用。而欧洲政策以及德法关系则由科尔亲自负责。这样的一种职务分工,反映了科尔执政时期的一个特征,即在重要部门安排自己的亲信,而并不顾及职衔的高低。从1982年10月开始外交部长如果想要了解德国政策,只能从第二司的副司长那里了解信息,根舍与特尔切克之间仅限于少量的书信往来。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特尔切克在回忆录中认为根舍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与科尔存在分歧(第225页),对此根舍十分不满,在自己回忆录中进行了严厉回应(Genscher, Erinnerungen, S. 781-782.)。第二司和外交部的矛盾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朔伊布勒借着一次偶然的机会对根舍说:“和一个司长争吵,您不觉得有点孩子气吗?即使他能力再高,那也比不上您啊。”

 • 向谈话伙伴传递了他自己对事件的描述和阐释,他明确地强调所有变化的和平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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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三个西方大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表明了他们基于德国的国际法地位而期待德国作出的反应,即有关德国政策框架条件根本变化的信息,但没有正式与盟国磋商。

科尔与特尔切克

在所有上述三个通话中,除了在模糊的框架条件内作出了成功的即兴反应以外,科尔的努力很清楚,就是要淡化局势的戏剧性。很显然,他要明确地告诉对方,它们作为原战胜国在德国政策方面没有采取行动的需要。比如,在所有三次通话中,他都尽可能相同地以请求为波兰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而开始谈话。这样,不仅淡化了民主德国的事件,而且向对方表明,即使面对新的框架条件,联邦德国仍然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和条约义务。

  这样看似安慰的话语实际上反映的是残酷的现实,即便特尔切克只是区区一个司长,但他也是总理的亲信,他能够不遵循总理办公室的程序和直接接触总理,他能够出席总理和他的亲信们组成的“厨房内阁”,这使他在科尔顾问团队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在1989年底德国统一的进程中,他更是在德国政策领域的操作层面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特尔切克可称得上联邦德国德国政策领域内的第三号人物。这也就是为什么《329天》这部回忆录对于了解德国统一进程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与和西方盟国代表的谈话不同,科尔接下来同戈尔巴乔夫通话时直接进入主题:他在柏林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对此表示感谢,很愿意对此作个简短回答和表态。总理详细描述了与克伦茨的通话,并再次保证他反对民主德国局势任何形式的极端化和动荡。从民主德国大量移民将是荒唐的,简直就像古代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寻求救赎,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问题。他本人相信,边界开放后来西部访问的成千上万的人中,大部分会返回。科尔强调他只是中断了华沙的访问,并声明联邦政府准备支持波兰的经济改革。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愿意与戈尔巴乔夫保持沟通,他从华沙回来后将再次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科尔简短提到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过电话,他非常欢迎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即将举行的会晤。此外,科尔还指出,如果他在消除苏联经济困难方面能够提供帮助,总书记应对他直言相告。

“民族大义”之外的另面

戈尔巴乔夫感谢总理的电话。这是几小时前特尔切克通过苏联驻波恩大使克维钦斯基预告戈尔巴乔夫的。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说,这次通话体现了德苏关系和他们两人个人关系的水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民主德国危机发展期间,他就曾多次寻求与总理直接沟通。现在,他首先感谢科尔在公开言论中的克制态度,并强调统一社会党新领导层有改革意愿。

  上述所谓的残酷现实其实就是“科尔体制”在德国政策方面的反映,总理在德国政策上是大权独揽的,而且在相应的部门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这一相对集中的决策体制为德国最终能在329天内就实现重新统一提供了政策执行力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但是要解释1990年上半年的统一进程节奏为何变得越来越快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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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边界的决定是对于国内逃亡潮和民众对于自由出行权以及呼吁政治改革的匆忙回应。当时大家都未能想到,这样一场政治革命最终演变为了民族革命。苏联人强调,开放边界是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法国人则担心联邦德国人会为了民族统一而把欧洲一体化进程置于次席,密特朗仍然决定对民主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迈齐埃仍认为德国统一并非“此时的话题”。(第21、22、34页)所以在柏林墙开放初期,科尔的态度是小心翼翼、保持克制,避免由于操之过急的决策而发出“错误的信号”(第10页)。

与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相似,戈尔巴乔夫也警告说,所有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必须预作准备,不要产生混乱,也不要让不明智的行动阻碍发展。科尔对此表示同意,并解释说他在联邦内阁特别会议上也刚讲过类似的意见。在德国有一个概念叫“分寸”,意思是说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必须考虑其后果。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这项责任,包括他的个人责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联邦总理曾经处于类似的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细致感觉的境地。因此,他对德苏关系以及他与总书记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此良好感激不尽。关于民主德国,科尔认为问题主要在心理方面。他说,昂纳克直至最后拒绝一切改革,所以他的继任者处于巨大的时间压力之下。如果戈尔巴乔夫说改革需要时间,那么他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要让民主德国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总书记表示乐观,他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德国人的彻底精神将会帮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祝愿总理在继续访问华沙时取得成功,并希望需要时能够再次快速建立联系。科尔对此表示同意并在结束时把这次半小时的通话引向一个私人层面。科尔说,他更喜欢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没有戏剧性音调的谈话。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但不放弃立即再次呼吁要慎重行事。

  但是边界开放直接导致大量的民主德国公民来到联邦德国,之前“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号已经完全被“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的口号所取代。从特尔切克的回忆中可以发现,科尔决定采取积极主动态度来进行应对的时刻,是在11月20日星期一的那个晚上。总理一般会在每周一晚与自己亲信们在总理官邸会共商国是,那晚他们“一直同意,必须将联邦总理极高的国际声望更多地运用到国内政治中,德国问题可以作为桥梁服务于联邦总理的个人形象。”(第37页)这个决定被视为对于德国政策的重新定调,也是之后出台《十点纲领》的前提。

在与四大国国家和政府首脑的通话中、在联邦内阁的讲话中以及在与统一社会党首脑克伦茨的谈话中,联邦总理提到了下述要素:行动要慎重,公开言论要克制,确保欧洲稳定,民主德国改革的必要性。这些情况首先表明,无论是联邦总理还是他的谈话伙伴,直到那时都没有完全掌握变化的全面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即兴反应是最需要的品德。

  毋庸置疑,科尔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有关实现德国统一的构想乃是出于他的“民族大义”,正如他另一本书的标题——“我想要的是德国统一”(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客观现实因素促动他这样去做?看看特尔切克对于1989年11月20日晚间会谈的叙述就可以发现,促动科尔下决心调整政策采取行动的另一大理由是“明年,等待我们的将是马拉松式的选举大战”,正是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德国问题可以作为桥梁服务于联邦总理的个人形象。”选票无疑是选举政治下所有政治家们的梦魇,它无可厚非地成为科尔决心积极主动地对待德国统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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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联邦政府内部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不单单展示出其身负“民族大义”同心协力、力促统一的一面,其实也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另一面,即国内各政党围绕德国统一所进行的相互角力。《329天》当中曾经提到的另一件事对这一问题同样有所反映。柏林墙开放时,科尔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面对紧急事态他决定11月10日下午5点回国,而此时他们接到消息,西柏林市长瓦尔特•蒙佩尔(社民党)呼吁当天下午4点半举行群众集会,并放出风声说联邦总理也将参加。对此科尔感到措手不及,因为他为此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提前回国。对于这件事,特尔切克怀疑这是蒙佩尔故意要让总理出洋相而耍的阴谋诡计(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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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22日科尔、莫德罗(左起第一)、蒙佩尔(戴红围巾者)出席勃兰登堡门通道开放仪式

  科尔总理自然希望自己能够牢牢掌握有关德国统一进程的主动权。比如特尔切克就提到,科尔曾在基民盟主席团会议上就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让社民党从基民盟这里偷走该议题”(第49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尔的所思所忧。根舍也曾指出,特尔切克本人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他(联邦总理)什么都不做,那么这个任务就会有被自民党或社民党接管的危险。”(Genscher, Erinnerungen, S. 670.)使用“危险”这样非常露骨的措辞,自然会引起根舍的不满。这些事例无非说明了,在德国统一的前夜,政治家们并非单凭满腔的民族热情行事,他们的考虑往往要比普通民众复杂得多。

加速统一的客观因素

  科尔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但这也只是试图描绘未来统一前景,并不是在为统一制订时间表。(第74页)对此科尔总理是十分谨慎的,反复强调不能“手里拿着日程表去计划”德国统一之路。1989年11月底他本人曾估计,实现统一将需要5~10年的时间,中间还需要经过条约共同体、邦联等过渡形式,最终实现联邦制。当时的同僚们也都认为,即使是到20世纪末才能实现统一,也将是历史的幸事。(第51、49页)所以12月19日在德累斯顿与莫德罗领导的民主德国政府举行谈判时,双方一致同意大家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在1990年4月以前建立条约共同体,5月进行首轮自由选举。(第89~90页)

  然而形势总是比人强,当时有一个冷笑话是这样讲的:“德国的统一正在成为现实,不过仅仅发生在联邦德国的土地上。”言下之意就是即便民主德国继续维持着它的主权状态,在这片土地上也将不会再有一个德意志人了,民族统一在德国的西部领地内就可以完成了。

  据朔伊布勒的说法,1989年来自民主德国的移居者达343,854人,而这一数字呈现跳跃式的增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过境。(第102页)1989年夏天的时候,联邦德国民众对于从民主德国而来的移民还给予热情接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德人、西柏林人也开始抱怨起来——抱怨拥挤的人流,抱怨交通的拥堵,抱怨商店里面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东德佬。到了1989~1990年的冬天,对于民主德国人的态度就变得克制很多,不再把他们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难民”。大量的移民对于民主德国而言意味着国家已变成了空架子,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则意味着国家的住房资源和社会福利体系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政府对此并未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权正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昂纳克的接班人克伦茨下台后,权力转移到了政府总理莫德罗手中,看守政府开始与主要的反对派组织、教会和政党联盟领导人进行谈判,以求制定改革的路线图。社会言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许多丑闻被揭露、大量内幕被曝光。原来民主德国国内人均负债总额已经超过波兰,工业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愤怒和厌恶,对于被揭露出来的国内经济和生态状况的灰心。必然使人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要迅速摆脱当下的困境,最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用最快速度完成统一。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联邦政府担心一旦处理不善,就可能引发社会骚乱。快速统一可能真的是唯一出路,于是科尔也失去了耐心,在与莫德罗政府达成协议的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决定不再继续谋求这项协议了。(第107页)他不愿意再继续同莫德罗他们打交道了,认为同它签署任何条约都毫无意义。但是为了防止新一轮难民潮的爆发,在表面上仍还要维持与莫德罗政府进行会谈。(第109页)1990年2月10日,科尔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到对于统一时间的设想时,他说12月底的时候认为完成统一的时间还是几年,但在此期间民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表决,如果他对此不作出反应,会非常快地出现骚乱。(第139页)因此,民主德国提前举行选举,效果也十分明显,移民数字开始出现回流,以至于朔伊布勒提出到7月1日为止,停止移民的接收程序和相关的帮助义务。(第180页)

  我们原本想要解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统一为何如此之快?然而实际上我们或许应该去回答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问题:德国统一为何如此之慢?影响统一进程的与其说是民族热情,不如说是冷静、怀疑以及无动于衷。于是德国统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民主德国民众执鞭催促政治家们向前快跑的画面。

“解锁”戈尔巴乔夫

  虽然说主权之事不容他人置喙,但德国统一绝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它直接影响到战后四十五年来的国际政治格局,直接牵涉到美、英、法、苏四大国,北约、华约两大集团以及欧洲共同体之命运。如果要问其中哪一个是关键,无疑就是苏联。科尔认为德国统一能够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戈尔巴乔夫不能失败。(第74页)如果说“德国统一”这座大门上只有一把门锁的话,它的名字一定是叫戈尔巴乔夫。

  当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已经受到了西欧领导人们的广泛欢迎。他对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抛弃,是波兰、匈牙利能够成功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欧洲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的保障。因此当时类似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德国统一过快到来,可能将给戈尔巴乔夫带来巨大的问题,他可能因此倒台,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灾难。所以撒切尔认为科尔和根舍应该让其狭隘的国家主义目标服从于欧洲的长期需要。(第115页)密特朗也同样担心德国统一将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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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科尔与密特朗

  类似这样的观点自然会引起波恩的不快,但有一点科尔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要努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要苏联不持反对意见,阻挡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便迎刃而解。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倾尽全力帮助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十点纲领》后,科尔就已经预见到,德国要重新统一,可能必须把苏联的债务延期。(第80页)不能危害戈尔巴乔夫,要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包括安全政策领域的合作。(第110页)1990年1月24日,当在《图片报》读到苏联人绝不反对德国统一的表态后,科尔中午就同意从今后八周之内向苏联供应5.2万吨牛肉罐头、5万吨猪肉、2万吨黄油、1.5万吨奶粉和5000吨奶酪。为了确保友情价格,政府从联邦预算中拿出2.2亿德国马克进行补贴。(第113页)5月中旬,科尔决定为向苏联提供的总额50亿马克的贷款提供担保。(第234页)

  有可能正是这样的姿态让戈尔巴乔夫感到,德国的统一并不会让苏联受到什么损失,相反苏联有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与新德国开展更加全面与紧密的合作。然而不幸的是,苏联的解体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新变化,俄德关系出现了新问题。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苏联继续存在,这类问题就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第138页。)戈尔巴乔夫对于德国统一的基本态度是:这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正是这样的态度显得有推脱责任之嫌,以至于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民主德国。对此,克伦茨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他“不认为一个外国的当政者会有意成为别国的叛徒。”(克伦茨:《89年的秋天》,第329页。)

  还有一项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是说他在德国问题上过于软弱。这在《329天》中似乎也可以寻到痕迹。根据特尔切克的叙述,在1990年2月10日与科尔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表示,他知道对科尔而言统一之后德国的中立化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看上去可能会因此抹杀德国人过去为和平所奉献的功绩,他理解德国人的感受,对于德国应该是何种地位要做进一步的思考。为此特尔切克惊呼:对于德国统一的国际地位,“戈尔巴乔夫没有确定最终的解决办法,没有索取代价,甚至没有威胁。这是怎样的会谈!”(第140页)这样看起来戈尔巴乔夫好像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没有任何构想与要求了。这可能确实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戈尔巴乔夫怎么会如此软弱?

  但实际上特尔切克的叙述并不完整,不清楚他为什么不提下面这些内容。在这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十分明确地向科尔指出:“我仍然愿意看到统一后的德国置身于各种军事组织之外,而又拥有确保国防所必须的武装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属于这种“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国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被贬低,为什么德国人就会因此受到贬低呢?(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第82页;Aleksandr Galkin, Anatolij Tschernjajew (Hrsg.),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S. 329.)戈尔巴乔夫在此其实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只是不愿意使用“中立”这个措辞来惹恼科尔罢了。

因此说戈尔巴乔夫过于软弱或一味退让可能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反复强调拒绝统一后的德国是北约成员,但最终结果却都未能如愿。只是在西方国家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口头呼吁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他们都认为这样的表态是出于苏联国内局势的需要,只是一种策略而已。直到7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才最终明确宣布,不反对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第319页)

不受信任的德迈齐埃

  1990年3月18日,在民主德国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德国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它联合社民党与自民党共同组阁,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迈齐埃就任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最自由、民主的一届政府,而它的使命就是要结束民主德国的生命。德迈齐埃的任务似乎就是全力加速统一进程,甚至于他被认为是完全听命于科尔的。但从《329天》中反应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之前已经提及的那样,政治家们对于统一的热情远远比不上普通民众,尤其是民主德国的精英们。即便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对者们也并不认为和平革命的目的就是把民主德国就这样拱手让给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而是应该走“第三条道路”,即追求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此德迈齐埃在边界开放后的第二个周末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主义是人类思想中最美好的形态”,德国的统一并非“此时的话题”,它“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或者孙辈开始进行的”考虑。对此特尔切克认为,“这次访谈加深了我们对德迈齐埃的怀疑。”(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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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迈齐埃赢得选举

  为什么要怀疑德迈齐埃?特尔切克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不信任感。或许在联邦德国基民盟来看,在长期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民主德国基民盟可能早已变了味,在和平革命之后并还没有完成自我清理的进程。因此特尔切克感叹,基民盟人士在民主德国并没有天然的伙伴,而现在把民主德国基民盟当作伙伴还为时过早。(第77页)

  科尔本人也没有多谈对德迈齐埃的看法,只是认为德迈齐埃单独领导民主德国基民盟参与莫德罗领导的“民族责任”政府是一个错误,(第104页)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的经济已经完全看不到希望,(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S. 1045.)莫德罗已经无力回天,而民主德国基民盟这时还成为政府内的一份子,无疑是在政治上“抹黑”自己。此时科尔早已把目标放在了之后的选举上,2月中他要决定将来基民盟在民主德国的伙伴,但他对民主德国基民盟仍然持怀疑态度。(第113页)

  所以对于德迈齐埃在统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即便当他担任最后一任民主德国总理后,他的一些表态在特尔切克看来是明显偏离了联邦政府的路线,尤其是在波兰的边界问题方面。以至于必须同他商谈并纠正之,但又必须小心翼翼,以避免造成一切都是波恩在“遥控”的印象。(第197页)当两德签订了《关于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西德马克都已经进入东德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对此德迈齐埃仍在犹豫。(第240页)这到底是他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问题,还是他本人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不存在的“两德统一”

  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329天》这样的书,了解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自然会把对德国统一的感悟联系到对于两岸关系的思考上。在台湾,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提到过德国统一模式可被两岸借鉴,而提出所谓“亲中爱台”的独派赖清德也同样赞许过德国的统一。因此德国统一的历史经验在当前两岸关系下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向,甚至自相矛盾。因此最重要的应当澄清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要明确,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内被视为两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们同时成为了联合国成员国,第三国能够同时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两个德国彼此承认对方是主权国家,因此统一之前的两个德国与当前海峡两岸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是要明确,并不存在两个拥有主权的德国重新统一成一个新德国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通常挂在嘴边的“两德统一”或者“东西德统一”的表述其实并不准确,而应该使用“德国重新统一”这样的表达。1990年10月3日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新德国,而只是一个版图扩大了的联邦德国。这是由于德国统一遵循的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之规定,原民主德国地区以州的形式加入联邦德国,而不是遵循涉及为新德国制定宪法的第146条。因此有人会认为民主德国是被“吞并”的,不过这也并不符合事实,选择结束民主德国的生命正是民主德国的人民自己。

  如果说德国统一为当前的两岸关系留下什么宝贵历史经验的话,那应该就是:统一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而当两岸人民共同具有强烈的统一愿望的时候,任何障碍也都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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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君(我校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