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夏族民共和国的读书人纵然在列国上不谈,  德裔美籍激情学家弗洛姆在《爱的法子》一书中

 策略游戏     |      2020-04-28 13:09

  从法国恐怖袭击到土耳其政变,在今天这个时代,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冲击力;而当人们对历史进行分期时,也总会以某个事件为中心,这个中心事件改变了原有的历史轨迹,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事件及其序列构成了历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明星齐泽克在2014年以“事件”为题写了一本专著,该书和其他三本专著《自我》《真理》《为什么长大》,收录在一套名为“Philosophy in Transit”的丛书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地铁上的哲学”为名出版了该丛书的中译本。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刘擎教授、吴冠军教授,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一起谈论了对“事件”哲学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尤其关注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在谈论当代西方最耀眼的激进左翼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时,他认为齐氏擅长结合精神分析和哲学概念来分析流行文化和日常经验,恰是一个通过展示学理之真正力度而呈现思想真诚的智识实践。齐泽克的成功,能够启示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学人,走出仅靠本土特殊话语取得国际影响的有限框架。

  爱情,一个永恒的命题。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在汤显祖的戏曲里,在张国荣的歌声里……爱情不断地得到不同的诠释。作为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度“校园阅读主题日”活动的教育学部专场,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联袂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丽娃河畔展开了一场“爱的教育”。“《简·爱》是一本女生必读的书,而男生应该看看《约翰·克里斯朵夫》。”通过对三本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吴遵民从浪漫故事中解读“爱”,同样通过三本哲学经典作品,吴冠军则从哲理彼岸审视“爱”。被趣称为“丽娃二吴”的两位教授和在场的学生们一起谈谈柏拉图式的爱情,聊聊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故事,讲讲与“爱”有关的一切,弹奏了一曲“爱的多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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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斯洛文尼亚的一名学院内的拉康专家到走红美国的学术明星,再到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齐泽克的这种跨越?是他的个人才能与写作风格使然,还是时代的需求,又或者有其他因素,如美国学界的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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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著《事件》。

  吴冠军:齐泽克这个学术个案,我认为对汉语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启示性意义。

华东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

齐泽克可爱但不一定可信

  齐泽克来自一个第三世界小国,在他成名之前,主流英语学界几乎就没有关注过斯洛文尼亚学界(或原南斯拉夫学界)。齐氏在1989年第一部英语着作出版之前,也基本没有用英语来写作与发表。齐泽克今天所取得的这份学术影响,实际上尖锐地刺破了汉语学界这几十年来对“可能 / 不可能”所默成的那套共识性框架:来自第三世界的学人只能靠捍卫“地方性知识”、阐释“本土文化 / 文明”、分析“区域性问题”、立足“特殊主义话语”来取得国际影响;而在思想 / 学理层面直接介入(engage in)当前国际学界最焦点的论题或最一流思想家(已逝或在世)的作品,则是一个“不可能”——除非头脑坏掉或年轻气盛,“成熟”的学者纷纷对此自动绕道而行。

吴遵民:爱的人生思考,女生必读《简·爱》,男生推荐看《约翰·克里斯朵夫》

  刘擎:我曾经非常喜欢齐泽克,二十年前第一次在明尼苏达大学听他演讲时,完全“被惊艳到了”。后来觉得他精彩好玩,但不一定可信。比如齐泽克举过一个例子说,人们进入电梯之后喜欢不停地按关门键,但实际上那个关门键并不能加快关门的速度,只是让乘客产生一种主体性错觉,以为自己能掌控电梯。后来我们多次在电梯里做过测试,发现齐泽克是错的,关门按钮确实能加快关门的速度,所以我感到他是“可爱但不可信”。虽然一直还关注他的文章和演讲,但很少读他的著作,实际的原因是我的阅读速度赶不上他发表的速度。这次读《事件》这本书很受教,特别是他强调事件的“创伤性”和“不可言说”。  刘梁剑:齐泽克没有给“事件”直接下定义,他通过关于事件的例子,对“事件”的概念形成了一个理解。这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给你举一个例子,不是对例子有领会,而是对概念有所领会。  齐泽克的《事件》一书,结构上有好几“站”,一站一站地举例。在这个过程里,齐泽克有一点做得不够好。每一“站”对“事件”的分析非常精彩,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有很深的哲学意义被挖掘出来,但我们可能就只会对每个“事件”举的例子有很大的兴趣,会沉浸在例子中。  吴冠军:《事件》这本书美妙的地方在于:作者在第一章回应了海德格尔的“事件”概念,在精神分析想象的那部分回应了德勒兹对事件的说法,在最后一章回应了晚近阿兰·巴迪欧对事件的言说。因此,他在这本书里要做的是,处理已有的思想家对“事件”完全不同的说法。齐泽克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些哲学家拉到与他对话的形式里面来。  为什么二十世纪后半叶,从晚期海德格尔谈“事件”起,欧陆一批明星式的思想家——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巴迪欧——都把“事件”作为一个关键概念?我的理解是,哲学之前太多地谈规则、谈系统、谈结构,结构主义之后,哲人越来越发现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系统、无法逃脱的结构、无法改变的规则……当看到这样一个境况时,这些思想家们的追问是: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跟看似巨大的矩阵做斗争?那些思想家找到了一个公约数叫做“事件”,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把一切事物限定在它的框架里面。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则,真是牢不可破吗?“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控制下一秒不发生什么事情。  事件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有些人生命中,“事件”会多一些。齐泽克一生中“事件”就比较多。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南斯拉夫不被允许教学,只能研究;剧变的时候争作总统,失败了。一个一个都是传奇性的事件,个人的生活也是事件迭起。据我所知,他至少娶了三任太太,前面两任都是以heartbreaking告终。这个思想巨人,心碎痛苦的经历不比我们少。  哲学思考是不是只能从概念开始,一步一步地下来?哲学写作跟每个人的生命相关,跟生命中的事件相关。“事件”告诉你最大一点是,即使你的生命再糟糕,会有一些力量,你甚至不知道在哪里的力量,把当下的局面冲破,这个糟的局面不会被总体化。

  中国的学者如果在国际上不谈“中国”,还能谈什么呢?一位前辈学人曾跟我说,如果直接去讨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differance”、德勒兹的“becoming”,人家谁听你呢?但你谈“后结构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德里达与东亚思想”、“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下的德勒兹”等等,自然就会激起一些国际同行的兴趣,写出来的论文就容易被期刊发表、被收入相关论文集或纳入高端国际学术会议中。再以另一位在当前国际学界已颇具名望的学者——汪晖为例,他谈论的话题不超出中国与亚洲——《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终结:中国与现代性的局限》《想象亚洲的政治》《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中国》。

  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曾说“多数人宁愿把爱当成被爱的问题,而不愿当成爱的问题,即不愿当成一个爱的能力问题。”就弗洛姆而言,爱是需要学习的一种艺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吴遵民显然也认为爱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通过阅读,书本让人对人生进行思考。在这场讲座中,他推荐了三本文学经典著作《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失乐园》,通过这三本书吴遵民和在场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爱的人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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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泽克如果满足于谈论“当代斯洛文尼亚语境下的拉康”、“精神分析与巴尔干半岛”、“马克思主义在前南斯拉夫”或“巴尔干的新秩序”、“想象斯拉夫主义的政治”……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今天我们汉语学界就基本上不会知晓此人的大名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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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

  关于齐泽克,我同意,你说的“写作风格”、“时代需求”、“美国学界助推”或许都有那么一点沾边。然而,我们似乎恰恰不肯直面的是:齐泽克的成功,就是他在学术上拿出了过硬的东西。就是那么简单。

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著作《爱的艺术》

  刘擎:如果你生活得很好,高富帅什么的,你也要担心会有“事件”发生。  吴冠军:你的生活很好的时候,只要有“事件”思维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状态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你要不断地保持警醒,有所准备。我很喜欢的《权力的游戏》里说的:“凛冬将至。”“事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不是说“事件”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就会来,可能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你希望一切都不改变,一个“事件”来了,忽然你跌入三尺冰渊。

  确实,齐氏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但是这份独树一帜实则是延缓而不是增快他被国际学界接受的速度(说他本人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亦不为过);确实,他的第一本英语着作推出时间(1989年)恰逢其时,然而这个节点前后,像他这样背景也恰好出书的学界新面孔多了去了;确实,齐泽克学术地位的上升得到英语世界一部分左翼学术圈的“助推”,但是倘若他拿出的东西本身不过硬,这些助推最后只是浮云。

  在讲座中,吴遵民推荐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是《简·爱》,他说这是一本女生必读书。《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具有身份差距的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是从小成为孤儿的简·爱,后来成为了桑菲尔德庄园主罗切斯特家的家庭教师,并最终成为了罗切斯特的妻子。吴遵民推荐这本小说,因为它代表着女性追求心中的爱时的自尊、自强、自爱,是一名女性在爱情中自我意识的表现。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如何像简·爱一样,对罗切斯特说“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如此。”要寻找爱情、获得爱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养。

真正的做爱只能作为事件发生

  我们为什么不能坦荡荡地直视:齐泽克能够奠定他自身在国际学界今天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拿出了真东西。仔细去读一下《意识形态崇高对象》这本“处女作”吧,此着实际上是积齐氏十余年功力。如果你能一出手便奉上这样的作品,不管你来自中国或斯洛文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想不被人关注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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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擎: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事件”不一定立马让你得救,“事件”的发生会挑战甚至瓦解你原来看待世界的整体框架。齐泽克在这本书里提到《罗曼史》这个电影,用来讨论那种传说中“灵与肉融为一体”的完美爱情。他认为,对这种完美爱情存在四种意见:一种是说两个人的爱应该是精神性的,通俗来讲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如果有性,则是对爱的贬低。第二种说法,风花雪月的爱是瞎编的,最主要的是性,这往往是对男性的一个妖魔化说法,所有的甜言蜜语最终都是为了性。第三种看法,是承认灵与肉都有价值,但这两者是分裂,分属于不同的人,大概是像张爱玲小说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第四种,是灵与肉的虚假融合,假装每一次性爱都是灵魂之爱无比深刻的反映。齐泽克说,这四种意见都是错误的。真正灵肉一体的爱情,只能作为“事件”发生,这是“性与爱之间既真实又不可能的结合”,这听上去有点玄,我不太能理解。但我想吴冠军老师会讲得更好,因为在这方面他有非常丰富的、大量的……思考。  吴冠军:在齐泽克的论述里面,这两个逻辑是没法共存的。当你处在一个浪漫的爱情中,你的下半身不知道在哪里了。另一种情况也存在: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为了下半身的那一刻,所有约会前面的吃饭、看电影,最好能跳过,跳不过没办法。但是我们真的不要那么绝望,“事件”美妙的地方在于,或许一生中,可能你我的生命中都没有遇到过,但是碰巧有一个人,在那么一个点上,遇上了灵与肉碰撞在一起,最美妙的爱情,跟最美好的性,真的是“做爱”——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making love”。但是会有这样的事件。在那一刻你是全身-心的,跟那个人结合在了一起。

  齐泽克作品的部分魅力在于,他擅长结合精神分析和哲学概念来分析流行文化和日常经验,他常将黑格尔、马克思、拉康与希区柯克、大卫·林奇和他标志性的荤段子融为一炉。您如何理解这种风格?这是一种话语策略,还是一种新型的哲学?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写下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去事件化:用熟悉的解释框架驯服创伤性事件

  吴冠军:我的理解是:这种“风格”既不是“话语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学”。它实是治学的本来面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齐泽克尚未在国际学界出名时,他在他们国内小报纸的一个访谈中谈到:为什么他如此喜爱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因为“it can do wonders”(可以创造奇迹)。再奥妙高深的理论或学问,当你在看希区柯克或《功夫熊猫》时、当你迷上瓦格纳或《江南style》时、当你在“双十一血拼”或“抵制日货从我做起”时、当你失恋或深恋或议论“文章式出轨”“王菲式离婚”时……若完全不能把它关联进来,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一堆没有生气的符号,不管“来头”多大。我经常引用老齐如下这句话:“当你在自己日常生活体验中都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迹,那个时候,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哲学家的真爱。”这,才是做学问的原生态。

  女生必读《简·爱》,针对男生,吴遵民则推荐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写下的长篇小说,并在191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贝多芬或者说克里斯朵夫正是罗曼·罗兰塑造的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在贝多芬的时代,音乐只作为歌功颂德或调剂生活的备用品。而贝多芬浸染于血液中的反抗精神却驱使他创作了一首首令人震撼的时代强音,而他的音乐无疑受到了贬低和打压。但贝多芬并没有屈服。吴遵民说,作者正是透过克里斯朵夫,一名音乐家忐忑的一生,告诫我们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很长,其中会遇到相当多的挫折。面对挫折切不可惶惶不可终日。

  刘擎:齐泽克在几处都阐明了事件本身内在的风险属性以及它具有的摧毁性,因为事件超出了我们惯常的理由。他讲到诉诸“理由”的论述一般是在追溯,比如一个人谈“我是谁”,会描述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受什么教育等等,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但这种听上去有因果逻辑关系的叙事,实际上是在事后对自我重新的建构。这种叙事排除了或者最大限度地驯化了“事件”的影响。所谓“事件”性的东西是创伤性的,不可思议的,没有预兆的介入,突如其来之后就会打破这种因果逻辑顺理成章的历史叙事。对个人历史如此,对国家的民族历史也是如此。所以,迎接而不是拒斥“事件”,对我们来说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保持完整的自我,自我形象或自我认同等等会受到撞击可能会破碎。  正如施米特认为“例外”比常态政治更能揭示政治的本质,同样,病痛、失业、失恋等等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会使你重新对待自己,你被迫反思我是谁,我要什么,我想成为什么。事件往往突如其来、不期而至,会扰乱你困惑你。齐泽克试图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冲击和困扰中,你可能必须告别那种自洽的完整一致的自我叙述,但这样你反而更有可能面对真实、面对自己的真相,而这会打开新的视域,引发转变。  《事件》整本书的意义在于启发和激励读者,去勇敢地面对“事件”。这与我们一般的习惯不同。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想要“去事件化”,因为“事件”是在我们常规认知框架之外的、不可理喻的事情。“事件”像一个小野兽,把我们扰乱了,而我们的习惯是要保持稳定,因此就想要抵御事件的冲击,最方便的做法是用常规去驯服它——把“事件”纳入到我们以前熟悉的框架中,让它变得可以理解和容易解释,而成为“例外”。比如对失恋这样的事件,最现成的解释框架最能安抚我们,比如这个男生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太胖了,或者这个女生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太穷了。这种通用的解释简单明了,但抹去了你经历的创痛本身的独特性,事件就不再是一个特例,而是通常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我所谓的“去事件化”。用去事件化的方式去面对“事件”,你会驯服事件,即刻的好处是你获得了安宁和稳定,但是你没有真正抓住“事件”给你带来的所有可能。  “9·11”对美国是非常创痛的打击。那时候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会说一些在美国主流社会听上去是噪音的意见。但这些批判性的异见知识分子,就是想要打开这个创伤性事件蕴含的思考空间:美国是不是要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是不是一种文明和另外一种文明的冲突?还是说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到“文明冲突论”,但亨廷顿自己表白说,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主流意见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蒙昧对先进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发动的进攻。这样的解释就是一种“去事件化”的方式,将创伤性的事件放到自己特别熟悉的那种解释框架: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斗争的框架中。当时,美国没有在政治上充分面对那个“事件”造成的所有可能性,而急于把它驯服,变成常规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去事件化”的处理是有代价的。现在我们知道,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包括现在IS,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都与此有关。

  齐泽克喜欢听和传播荤段子,我们这边学界也一样。区别在于,前者笑得前俯后仰后用三页学理分析来传播,后者笑得前俯后仰后用微信“不明觉厉”地继续散播。齐泽克结婚离婚好几回,他在自己的着述、影片、讲座中对爱、欲望、婚姻做出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学理分析;我们这边很多学者也是结婚离婚N回,但仅仅就是结了离、离了再结而已。

吴冠军:爱是“二”的真理,“我的眼里只有你”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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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齐泽克的“风格”,实是甄别“专家”与“学问人”的验孕棒:没有怀上学问之胎的专家,可以大做同其生活毫无关联的“研究”;而齐泽克这样的人,这样的“研究”却是一天也做不下去:如果齐泽克去研究量子物理学,他也必得要能够把这套理论时时关联到下一部看到的电影或下一个听到的黄段子中时,才能意兴风发地做下去。古希腊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发源地,正因为满大街都是齐泽克这样的人——从苏格拉底到第欧根尼,个个都是怀着孕的学问人。苏格拉底不但自己怀孕,还坚持当整个城邦的公益助产婆,是以被海德格尔等赞誉为纯之又纯的哲人。看看柏拉图《会饮篇》里记录的各路高手论“爱”,就知道齐泽克的这种“风格”既不是“话语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学”;相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学问人,而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无孕)的专家。成名后的齐泽克被赞誉为“leaves nothing untheorized(不留任何事物未理论化)”,其实这本不应是对学者的赞誉,而实是治学的根本状态:因为恰恰惟有这样,才能使理论本身具有存在性的意义,使它成为“学问”而不只是“知识”。

  在讲座现场,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同样推荐了来自两位当代哲学大师的三本哲学著作,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齐泽克的《事件:哲学在路上》以及由两人合著的《当下的哲学》。在三本著作中,两位大师谈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爱”。

苏珊·桑塔格。

  而更致命的问题是:做齐泽克这样的学问人,风险很大。这里的风险首先还不是指此种“风格”不为既有学术共同体所容,而是当你把学问真正指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后,你就无法藏身于“专家”、“教授”等各种头衔之后,你就无法躲在用“术语”、“黑话”构建起来的理论小圈子里。你有没有真的识见,你有没有真的分析能力,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试想,如果你谈论《黑客帝国》或《盗梦空间》,还不如一个普通豆瓣用户的帖子分析得有力度……这是很多大学者最恐惧的梦魇:你确实不行!

  吴冠军认为,爱是可以从哲学的角度被理解的,因为爱与哲学具有同源性。从哲学角度来理解爱,“爱”讲述的是“二”的真理。在巴迪欧的语境中,“二”代表着绝对差异,“二”意味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两个个体之间永远存在着本体论差异。在爱中,一个个体从原本的“一”,进入到“二”的场景,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进入到“二”的场景,在哲学家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再也不是从一个人的视角看问题,而是从两个人的视角看世界。爱情要求两个相爱的个体共同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吴冠军说,在哲学家看来,“我的眼里只有你”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二”的真理需要双方共同进行创造。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齐泽克的美妙在于,他可以在个人的“事件”和国家的“事件”间建立关联,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启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而反省自己的心态,自己多少有些回避激进哲学,是不是越来越老了?年轻的时候喜欢福柯的一句话,他说:“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旨趣,是成为你起初不是的另外一个人。”那时候读到这句话感到特别有吸引力,也喜欢欧洲的激进理论,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求稳定了。比如,怎么面对齐泽克的这本书?一开始我也是以“去事件化”的方式来阅读的,给他先贴上标签,这是西方激进左翼的东西,他们胡说八道但非常有意思。这样一来自己就比较安全,学术大厦已经建制化,不会受到困扰。但后来发现,越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本书,就越有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至少,同样花时间读这本书,我没有得到这本书本来可以展开的价值。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就是把自己的保守心态暴露给年轻一辈,让他们来打击我比较安稳的成见。当然,这不一定说我完全同意齐泽克,他的一些观点,比如引用布莱希特说,连建银行都不算疯狂,抢银行算什么疯狂。建造银行的暴力要远远超过抢银行的暴力。这是多么精彩的说法,但我们可以当真吗?我还是要想一想。无论如何,读齐泽克让自己回到一种不太安宁的、没有确定性的状态,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做齐泽克式的学者,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是一个通过展示学理之真正力度而呈现思想真诚的智识实践。今天诸多大学者、院士甚至诺奖得主,实际上早就丧失进行研究的能力,他们唯一的能力,就是躲在头衔后面保持“装逼”的能力,并吸血鬼式地通过学生、梯队来保持发表。所以回到你的问题,齐泽克的“部分魅力”,便在于他成了名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他这种风险极大的治学“风格”(并且乐此不疲到不愿“分精力”带学生)。他不是傻,而  是那种同生活无法关联的“学术研究”,他一天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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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事件的注意力总会被各种力量打散

  身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先锋人物,齐泽克在思想进路和写作风格上有何突破性的贡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何推进?

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以及与齐泽克合著的《当下的哲学》

  吴冠军:拒绝承认“事件”或把它合理化以获取安稳,其代价就是,通过“事件”打开的无限可能性被逃避掉了。这是激进左翼本体论上很重要的看法,也是他们对整个现有的被各种各样的力量稳定下来的那个巨大无边的系统的担忧。  以前穷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富人太多,但至少生理条件、天生资质上并不一定比后者差。而现在连这个安慰都没了;现在富人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打各种针,缺什么补什么,这样的孩子以后出来,你会发现真的在形成另一种“人种”,一种“超级人”。各种各样植入、器官更新,七十岁照样还活得很年轻,我们都老得很不堪了……没有人去问是什么样的暴力让这些人像吸血鬼一样年轻有活力,而另一些人的价值,就是成为前者的器官贡献者。  据说差不多到2050年,我们的科学可以原则上使人在没有意外事故、硬伤的情况下活两三百年,乃至接近不死。2050年在座诸君都能活到,刘擎老师能活到,我也能活到,但这事轮得到我们吗?马云有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有这种可能性,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帮人他们出门撞一下会死,但他们只要保护得小心一点,基本死不掉,他们可以换心植入,他们会在周围造各种各样的墙,人跟人的等级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世界,人跟人之间,不是朝向更平等,尽管我们整个现代性建立在平等的许诺上面。  要改变这个方向是如此之难,以至于这些思想家最后只能依靠“事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很无奈的最后抵御。激进阵营中的大将拉克劳就曾批评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说依靠“事件”其实很悲哀,这其实就是“等待火星人”,其实你们已经绝望了,你们没有作为,等待“事件”发生。但等得起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世界已经退到没法再退了。再往后只能缴枪,承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注定成为末人。  刘擎:前年《21世纪资本论》出来,引起了很丰富的讨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全球化的反省,再次成为焦点。但对这个问题,不是大家都漠不关心,都沉默了,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强大的思想潮流与政治实践,就是在回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从十月革命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都有感召力,然后,有个创伤性的事件发生,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现在的革命想象都要面对那个事件,怎么才不会重蹈覆辙,怎么才能避免一个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运动演变成专制和暴政,导致更不平等的状态。今天的激进左翼何以确信不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被很好地回答之前,激进政治的大众影响力只会如此“噢,我们已经试过了,那条路已经走过了”。齐泽克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对于苏东剧变可能需要“重新事件化”,这非常不容易。从《事件》这本书来讲,把这三十年前经历的事件“再事件化”,打开种种可能。为什么我们这么麻木?因为有很深重的无力感,无力感的背后是那些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事件已经被“消化了”,“事件性”的冲击力不复存在,我们失去了变革的想象力。

  吴冠军:齐泽克崛起的思想史背景,是对后结构主义的突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思想界的格局是:在政治上,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正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齐泽克以其独特的思想诊断与惊人的学术分析能力走到学术前台:后结构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哲学。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诸种私密的 / 局部的 / 多元主义的 / 特殊主义的 / 审美式的……反抗形态,正是为全球资本主义所欢迎,乃至拥抱。各类“小叙事”与“边缘话语”的繁荣、更多的宽容与“多元歧见”、向“他者”之激进偶然性“敞开”,等等,几乎已然成为当下全球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

爱的历程不能止于获得爱情,要在时间的磨砺中实践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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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德里达与哈贝马斯2003年联合发表“新欧洲”政治宣言,齐泽克曾评论到:此事并非说明了不同哲学立场的哲人可以共享相同政治立场,而是反过来,他们的政治共识恰恰说明了其哲学立场实质上并不是真的不可通约,两者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矩阵内彼此互补的立场,一种“离散性的综合”。齐泽克对欧陆思想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其着述冲破了哈贝马斯(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德里达(代表后结构主义)所建立起的思想坐标,从而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全新思想开端。

  爱是“二”的真理。进入爱、获得爱具有一个可以被标记的过程。吴冠军认为,爱的初遇是一个偶然性事件。齐泽克在他的《事件》一书中,将“事件”定义为“涉及的是我们籍以看待并接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爱情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毁灭原本单独个体叙事架构,进入“二”的世界架构的“事件”。

《21世纪资本论》。

  齐泽克理解的“左翼”有何特殊性?您能否介绍一下齐泽克在左翼阵营中的“盟友”和“敌人”,以及他在右翼阵营中的主要论敌?

  当爱一旦出现以后,把握爱的奇迹,将概率事件上升为一个真理,需要经历“爱的宣言”——简单的“我爱你”三个字。巴迪欧说“二”是绝对差异,意味着我和你绝不可能指向同一事物,要结合我和你,唯有通过奇迹的“爱”。通过爱的宣言,才有可能将偶然发展成为一段永恒。

  对公共事件“去事件化”的一个方式就是注意力转移。现在事件的层出不穷本身导致了“去事件化”的倾向。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专门做过统计,前十年有多少大的事件,许多都无疾而终,没有什么结果,大家也不关心了。我们在一个非常浅的层面感觉到不断有事件发生,但由于事件作为热点维持的时间很短,使得事件的“事件性”意义被淹没在事件的洪流之中,这也成为当下“去事件化”常规的机制,也就是注意力转移。我们对每个公共事件上投入的持久注意是很少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关注私人生活,你的孩子学习不好,你的高考有问题,会让你担心半年几个月,但是一个雷洋事件过去了,会不会有结果?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权力结构分布问题。当公民的公共参与非常有限的时候,对公共事件的注意力,总是会被市场或国家的力量所引导、转移或分散,这是一个机制,是注意力再生产的机制。也有另一种可能,我这一代人的想法太陈旧了。现在的私人生活太精彩了,私人领域好玩儿的事情太多,而且有新技术的发展,可以改造人的存在结构,以至于我们这一代认为重要的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年轻一代的孩子会认为我们关心的事情太老套了,那是旧石器时代的游戏,对于新一代人来说,我们像是人类的史前史。他们想象另外一种可能,只要持久地沉湎于私人生活,决绝离开公共生活和宏大叙事,反而会使我们谈论的危机不再相关了。也就是说,对新一代人而言,我们老一代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消除了。

  吴冠军:这组问题很好,我倒过来回答。“右翼”阵营其实不用多说,齐泽克在那里只有“论敌”,区别只在于话不投机的论敌抑或惺惺相惜的论敌。

  吴冠军认为,爱的历程并不能止于初遇,不能止于获得爱情。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在获得爱情之后、在达成爱的宣言以后如何走下去。爱与时间结合在一起。在时间的磨砺中,才能实践爱。“在一起”是一项挑战。面临婚姻、面临家庭,我们是否有能力进入爱情的下半场?爱初遇的瞬间不可能完成爱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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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当代“左翼”思想阵营里,齐泽克却也是“对手”远远多过“盟友”,并且在论争的激烈程度上,他同其左翼对手之间的交恶丝毫不亚于(往往更甚于)其右翼论敌。首先,所有“比民主主义中间派更左上那么一点点”的“中左”,如哈贝马斯、罗蒂等等,都是他坚定的反对对象。其次,后结构主义一脉的左翼,从德里达、福柯到当代还活着的巴特勒、克里奇利、克里斯蒂娃、卡普托等等,他也全部反对。并且我们看到,因为第一个原因,齐泽克同其昔日恩师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女婿)反目;而因为第二个原因,齐氏同对其有提携之恩的拉克劳也彻底分道扬镳。民主左派与后结构左派这两块加起来,几乎就涵盖了当代欧陆学院左翼阵营里的百分之九十,所以,今天国际大腕级别学者里真正算得上齐泽克忠实“盟友”的,实际上也只有巴迪欧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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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擎 吴冠军 刘梁剑

  齐泽克“左翼”之特殊性,归根结底就是坚持那种与后结构主义格格不入的普遍主义的反抗,坚持整体性的改变而非零敲碎打式的抵抗——后者在齐氏看来,实质上只是在帮全球资本主义“打补丁”、帮助它“升级”。他和巴迪欧都呼唤左翼不要放弃对一种真正的全新秩序的政治想象(齐氏晚近遵从巴迪欧而重新启用“共产主义”这个旧名称来指代那从未到来,甚至无人敢去想象的全新政治秩序)。齐泽克所担心的,便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态被默认为人类群处模式的最后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责今天绝大多数左翼比福山本人更“福山主义”:福山本人都已“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否定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齐泽克对晚近皮克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不满,也恰恰在于皮氏仍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去想象一种全球范围超高累进税,而没有能力彻底越出该框架去激进设想一种全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皮氏的天真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框架中他的方案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被实现的乌托邦。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认为,爱的历程要考虑的是在达成爱的宣言以后如何走下去

来源|澎湃

  近十年来,齐泽克早期纯理论写作的色彩日渐淡化,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政治,以一种革命家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解读《失乐园》,欲望是虚假的存在,爱才是真理

编辑|吴潇岚

  吴冠军:对于齐泽克而言,学术研究从来就没有“纯理论写作”这回事,故而绝对谈不上“色彩日渐淡化”。对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核心面向之一的现实政治的介入性分析,始终是齐氏着述的一个主要部分,贯穿其“早期”与“晚近”的写作。不那样,对于他就不是做学问。他欣赏巴迪欧,正因为这位老大哥也是这么干的。

  《失乐园》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所著的小说,小说发表时就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与研究。在日本学习工作11年,拥到神户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吴遵民认为,这本小说直击了日本社会的伦理观。书的男女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邂逅,进而发展成婚外情。由最初两人对性爱的渴求转而深化为极致的情爱。完成了由性爱走向爱情的通路。但是主人公的爱情是不被日本社会的伦理所允许的。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两人的爱情破坏了日本以稳定家庭关系塑造起来和谐景象。最后两人服毒殉情。

  齐泽克让哲学变得好玩,他以煽动性的语言、具有娱乐色彩的姿态频频引发一些爆炸性的议题,这使得他像一个哲学界的摇滚明星。但是,也有人指出,齐泽克这只是向外界刻意释放的一种幻象。是这样吗?

  对于《失乐园》中由欲生爱的情感通路,吴冠军表示了否定。他说在哲学家这里,这一通路是不能达成的,相反只有通过爱才可能达成性的完美。这一论点,齐泽克、巴迪欧达成了共识,欲望是虚假的存在,爱才是真理。爱与欲不能共存,这两者拥有完全不同运行机制。欲望对象是部分的,最终欲望还是个体的,是一个人与自己的自足。而在爱的视野中,永远都是一个整体,共同创造美好的“二”的真理。虚假的欲望永远也不可能成就真实的爱情。

  吴冠军:齐泽克曾说,他这个人不值得关注,如果对他感兴趣,读他的书就可以,他整个人全部在那里。这是一个真实的、不掺水分的广告。齐泽克本人和他的书一样风趣、一样睿智,也一样“黄”(那些“低级趣味”时不时会不受控制地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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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界有不少成名人物很看不起齐泽克,动辄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称齐氏为一个搞杂耍的、表演性的“小丑”。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说到表演性,他们是真正的专家,揭开其日常生活,他们是真正的小丑,并且最后,他们还根本就不具备涵泳在学问海洋里“杂耍”的能力。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著小说《失乐园》

  在我看来,这是齐泽克这个个案可以给与汉语学界的一个生活性的启示:齐泽克的“另一面”,一样的有趣一样的黄。■阅读原文

恋爱犹如行政政策,婚姻才具保障法律

来源|东方早报 记者|张博 编辑|戴勇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两位嘉宾和在场的听众一起交流了关于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等问题。围绕爱情的契约,再次展开了讨论。

  吴冠军教授回顾了婚姻的起源,在古代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之间政治交往导致了婚姻的产生。婚姻是维系部落间关系的保障。从婚姻的起源来看,婚姻可以是被安排的,它与自由恋爱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真爱不足,契约来凑的情况。日本社会中,假面夫妻、僵尸型婚姻的出现就是一种现实表现。婚姻只是成为了要求承担责任的一种契约形式。在萨特和波伏娃身上,两位杰出的哲学大师在他们的时空中追求的正是不被外在标准、不被婚姻束缚的爱情。因而,重新审视柏拉图式的爱情,柏拉图所提倡的“世界上的唯一真实是理念的真实。”,理念的爱情所要追寻的纯粹的爱情比欲望更高尚、更具力量。

  而吴遵民教授,则大力地赞成婚姻。说自己晚婚、晚育的吴遵民在讲座现场和在场的同学们分享了经营爱情的心得。面对婚姻,吴遵民认为婚姻是性爱与情爱的高度融合。他说婚前的阶段越长越好,越甜蜜越好,但是一旦当恋爱达到顶点就应该要考虑步入婚姻的殿堂。吴遵民比喻说,恋爱就好像是行政政策,而婚姻才是具有保障作用,是对爱情的认可。

  短短2个小时的爱情激辩不能罗列所有爱的可能,不能穷尽爱的理论,却从多个方面展现了爱的多重奏。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哲学里,爱情一直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纯粹的爱情不仅是理论的力量,当然也应是实践中的向往。所以才有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千古绝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亦或是张爱玲笔下的“阳光温热,岁月静好,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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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童毅影 袁琭璐

来源|文汇讲堂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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