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当然没有因为这场废汉字的主张和波澜所废,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有着两个不同版本

 策略游戏     |      2020-04-28 13:09

  有意识地重理基本、常见史料,或能有新的发现。比如,比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之前他就此题目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的讲演记录稿,再联系当时学人的反馈,会发现,新文化“入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纯粹的启蒙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繁复的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动过程。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1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2

废汉字,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有着两个不同版本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3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材料的“大量拓展”无疑是值得学人关注的趋势。伴随网络传输速度的突进、存储介质大容量发展和学界风气的转移,现在只要稍有一点“技术手段”,治近代史者几乎就可做到足不出户,坐拥书城,且“书城”中不少是珍本、孤籍和海外秘藏,此情形大概十年前的学者都不能够梦见。但这一趋势的“双刃剑”效应亦在慢慢浮现。在笔者看来大概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一个是因群趋材料之“新”,而较忽略读基本、常见史料。另一个是因手头材料之“多”,而较易不精读材料,特别是对王汎森所指出的“不同文献具有不同的层次”这一点有所忽略 (参看王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这篇文章就想以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为例来说明一篇表面已呈烂熟状态的史料若能有意识地从版本、阅读等方面来重新梳理,或能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废汉字,今天多认为肇事者为钱玄同,事出钱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文载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其实,废汉字一说最先源于同盟会元老吴稚辉。钱玄同1917年6月(《新青年》1917年6月第三卷第四期)致陈独秀信时说“昔年吴稚辉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钱又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引了吴在《新世纪》第四十号上的文章,吴文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新世纪》四十号出版于1918年3月。当然,几个月前后,时间上并无多大差别。但就废汉字的立论与主张,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有比吴文更为详尽。因此《新青年》的这一期,具有巨大影响力。所以将废汉字一说的“功”或“过”,理所当然地算在了钱玄同身上。

  《中学国文的教授》是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上的一篇大文章(以下简称《新青年》版)。说其“大”是因为此文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人物都围绕它做过评论、回应、商榷和拓展。但学界似多只利用《新青年》版和其衍生版本,而较少注意此文有一同题的讲演记录稿。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4

  据胡适日记,1920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9点他就开始准备当天关于“中学国文教授法”的演讲,备课一直持续到下午。正式讲演从下午4点开始,地点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讲演记录稿由周蘧即周予同作记录发表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1920年3月)上,题目为《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讲辞》其内容与《新青年》版有颇多不同(以下简称高师版)。

钱玄同

  对此以笔者有限目力所及,仅梁心有过特别的注意,她对胡适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三次谈中学国文教育中的变与不变曾做了精到阐发。(参看梁心:《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不过具体到此文,梁君所见大概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一书中收录的版本。这一版本虽以高师版为底本,但明确说“略有删节”,而据笔者考察这“略有删节”的内容也包含相当丰富的讯息。因此我们先要对两版文章做一些初步的比照,然后可以发现: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废汉字依据的是陈独秀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新思想,钱文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其具体的理由是:一、中国文字极不容易写,音读又极难正确,加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利于此等文字装大,阻碍了思想的接受和文化的传播;二、二千多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因此,“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当然得“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钱文一出,在知识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立即引起掀然大波。《新青年》同仁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等坚定地支持钱文,并与反对者展开论战。在论者中,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并存。在是否废汉字上,有一文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即发表于1918年8《新青年》第五卷第二期的《任鸿隽致胡适》一文。任鸿隽,时刚从美国留学归国,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后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总干事兼化学所所长、中国科学社社长、大学校长等职,是中国化学和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那时的科学人才,大都关心新文化的进程、前途和命运,对人文学科的改造和新建,多有新议。在致胡适的这封信中,专门讨论钱玄同关于废汉字的主张。在任文看来,“想钱先生要废汉字的意思,不是仅为了汉字不好,是因为汉字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它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其实,就当时的形势(打倒孔家店建设新文化),钱玄同关于废汉字的主张,乃至更为激烈更为极端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言论,大约也正是这层意思。

  第一,以《新青年》版作参照,高师版的大多数文字、其措辞和语气较收敛平和。如高师版开头说到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时,胡适就对民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发议论说:

一百年过去,汉字当然没有因为这场废汉字的主张和波澜所废,但是它决不像有的学者所讲这是中国汉字的第三次危机(见《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3日 06版)。当时(1917—1919),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等新文化诸干将(以及稍后的瞿秋白、毛泽东等),钱玄同、吴稚辉等率先举起的废汉字大旗,其旨在打倒旧道德、批判旧传统。其主张的积极意义,有史可鉴。尽管,如钱、胡、鲁的“汉字在今后的世界,无独立及永存的价值”并以世界语(Esperanto)替代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的是,1918年3月陶孟和所预言的“世界语成于一旦,与人民之真实生命相隔,不能成为一种应的言语。谓余不信,请再俟五十年视世界语之命运果为何如”倒成了事实。由此,我们看到历史真是吊诡。但是,在那一场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反对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矫枉过正再所难免。即便今天,钱、陈、鲁等的预言,虽然没有出现(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但就废汉字主张本身来看,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历史功绩。废汉字,除了在反旧伦理、旧礼教、旧传统之外,还在汉字的简化和拼音注音两个方面取得了汉字历史上的重要进步!前者的标识是:钱玄同1935年抱病为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简化字方案(此案,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未能出笼),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简化字方案的蓝本;后者的标识是:周有光等制定了今天广为使用且便捷的汉语拼音方案。

  这一条在当时是理想的标准,并没有实行,所以现在看去还不觉得有什么大错误。最有趣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这句话在当时是欺人的门面语,可是因为几年来文体的变迁,在通解普通文字以外,实在要注重语言了。至于“高深文字”一层,现在也觉得很有意义。

事实上,历史上总有些事纠结纠缠。即便钱玄同,在废汉字上,并非那般的决绝。仅隔4个月,即在1918年4月钱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后的1918年8月,钱对于废汉字有了一种新说法:“至于玄同虽主张废灭汉字,然汉字一日未灭,即一日不可不改良”(《钱玄同答朱经农任鸿隽》)。钱玄同的这一修正,我们可以看到,针对汉字的废、立、新的基本观点,其出发点就是打倒旧礼教。从这一角度上观察,汉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急需要的是“改良”。改良的过程,或许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它必须前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不仅因为它的主角是两位名流陈寅恪与刘文典,而且它与汉字直接相关。这就是著名的“对‘对子’”事件。

  相比之下,《新青年》版中添加的一段对“民元国文要旨”的点评读来就有相当旺盛的“火气”:

1932年夏天,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请陈寅恪代拟1932年秋的新生入学考试国文题。陈虽即往北戴河休养,却欣然应允。国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陈注“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在此基础上,陈专门出了一道“对子”题,题目为“孙行者”,并注“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书信集》里《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专门谈及此事。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问题,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为什么要以“对子”来考报考中文系的考生呢?

  胡适谈《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入中学教材的那段激烈“名言”也只见于《新青年》版,高师版压根没有这段话:

陈寅恪为此列出甲、乙、丙、丁四条理由:一、测试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能否分别字音的平仄;三、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测试思想条理。前两条便属于汉字文本之事。虚字有别于拉丁字母语系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而且虚字之多虚字的词义之丰、虚字的使用的歧义之繁,恐是当今世界语言中最奇特的现象(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就开出了790条虚词)。这一现象,让汉语表达的丰富和多义成为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或者说,这也是钱玄同们要废汉字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对使用汉语的国人对其汉语及其汉文化的理解能力的标识之一。三、四两条是讲汉语经典的阅读广度和认知深度,以及融会贯通能力表达的重要性。从汉魏晋以降的赋及骈文,到唐的近体诗,汉字于此四条,不仅仅成就了汉语独特的表达,而且也让这种方式达到汉语艺术上的高峰或顶峰(这也许也是钱玄同们要反对的痼疾之一)。为什么与钱、陈、胡、鲁废汉字等新文化诸君同样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会如此推崇对“对子”一事?陈寅恪认为,在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刘案,陈寅恪认为中国第一部汉语文法《马氏文通》将英文文法硬套汉语,先天就不成立。陈为此讥讽《马氏文通》“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之前,“似无过于对子这一方法”可检验考生的“国文程度”。陈寅恪认为,于此,应有一种历史观。那就是,于现存的使用了3500多年的汉字及其汉语文法来说,不能“认贼作父”,即不能随意用他种语言或他种语言文法替代汉语汉字和汉语文法。如果这样,就会“自乱其宗统也”。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 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采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2)还有一个救弊的方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 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1918年到1932年,时间仅过去15年,汉字不仅没有被废,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强化。这是对新文化的反动吗?显然不是,在陈寅恪看来,出对子是“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所至,同时在陈寅恪看来,这也是“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什么是“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那就是通过对对子,达到对对子者的“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这正是汉语使用者所需达到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钱玄同们的废汉字的目的就是要改良旧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就是希望通过汉字的改良来实现大众的启蒙。于此一点,新文化的先躯们矢志不渝。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 ” ;希望一种新文字“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而在对“孙行者”的对子中,据说“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为什么冯友兰君能通解?陈寅恪指出“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可知,于陈寅恪来看,打通中西,才是我们前行的途经和认知的平台。拿陈寅恪的话讲,通过对对子,让使用汉语者能够“具正反合之三阶段”(陈寅恪1932年语),从而获得新知。这与钱、鲁等新文化先贤们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不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吗?

  当然高师版亦有和《新青年》版差不多的激烈文字,如谈到现行中学国文科中哪些具体学科该被摒弃时,高师版里胡适的言辞对商务印书馆就丝毫未留情面:

据说,“孙行者”对得最好的那支对是“胡适之”。

  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都废去,习字尽可在课外练习,不必空占时间,所以废去。文字源流可以不必教,并且现在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很荒谬的,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也是一样的荒谬,文法要略 (按指商务印书馆的 《共和国教科书———文法要略》,庄庆祥编,商务自夸此书是“条理明晰,引证恰当,繁简得宜”) 简直是八股体,所以也应该另编。

(改毕于2019、5、4,“五四”一百周年,叙府田坝八米居)

  《新青年》版里这段文字虽然也是一样的不客气,但直接抨击商务的话已被悄然隐去: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 《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猨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第二,高师版和《新青年》版相比,文章中推介谁、不推介谁、如何推介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高师版中胡适对梁启超和林纾都有值得玩味的评论。他说梁启超“若是高小办得好,任公的浅近文字一定已经能看”! 说到林纾则认为:“琴南早年译笔还谨慎,不像现在的潦草。”说到“提倡自己看书”时,胡适更恳切抒发道:“看了一部《茶花女》比读了一部 《古文辞类纂》还好。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以上这些话在《新青年》版中是看不到的,只有一句还略留些影子,其实也已变了味道,即“与其读一本林琴南的一部 《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那么《新青年》版中出现了谁呢?大致都是胡适的朋友们和引为同道者。在谈到“读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时,《新青年》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观》,如胡汉民的《惯习之打破》,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在谈中学古文的教材时,胡适则说:蔡孓民的 《答林琴南书》、吴稚晖的 《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高师版与《新青年》版有如此多的“相异之处”,提醒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上下左右拓展时,即使是同一题目的文章,作者对讲和写的区分,对不同场合说什么话的考虑,对文字增删加减的斟酌等都是不应忽视的问题,此之谓新文化如何“到手”。同时接受者对于此题的期待与关注为何?其通过何种渠道得读此文?又产生了哪些多歧的反应和回应亦是有趣的论域,此之谓新文化如何“入心”?以下就围绕《中学国文的教授》对这两点略说之。

  在胡适心中一开始对此文就已有一个讲和写的不同定位。当天听演讲之人大概百余众,至多数百众(仍可细考)。即使形诸于文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的读者亦有限。与之相比《新青年》就大不同,保守估计销量都在几千份,若加以借阅、公览、同读和转摘的数字,说数万读者亦不夸张。因此胡适的策略是既然讲稿在前,听众亦有限,不妨语气稍缓,论人稍厚,以便“投石问路”,因为他相当清楚这一话题将造成的轰动效应。演讲过后他大概听了数天来自各方关于其说的“风传”与“意见”,最终形成了《新青年》版(文章大约起作于3月20日,终于24日,其后应还有增删)。

  在《新青年》版中最能体现胡适听过“风传”和“意见”的有两处:一个在如何定古文教材的量上。胡适先抛出了对手的问题,即“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得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然后胡适做了三点回应:一,从前的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教科书了。

  另一个是在结论上,胡适明确说:“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返观高师版,因属“投石问路”阶段,所以以上两处胡适的措辞都大不一样。对于古文教材的量他只是说:“这些教材的时间上的分配,我不敢武断,由教员实地实验去决定。我所定得教材范围,似乎太大、太广、太高;但是平心而论,并不大、不广、不高。”结论也只是简单一句,态度亦相当谦和:“今天我大胆在这里演讲这无根据的理想的教授方法,我希望有实验机会的人去实验实验看,给我一种教训。”

  很明显,在演讲稿向发表稿转化的过程中,《新青年》版除了“立说”外,也在对演讲后的“风传”与“意见”做回应,甚至是“反击”。因此胡适的行文更斩钉截铁,观点更振聋发聩,这就像日后他对李璜说的,“有意这样说”,“引起人来骂,便更好,更足以造起运动”。

  不过胡适试图以此文来“造运动”的努力并不算太成功,1922年他作《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直接承认:“两年以来,渐觉得我那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是无法试验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不修正的。”

  胡适为何如此说?实源于《新青年》版问世后热闹有余,但反馈其实并不佳。从新文化的“到手”看,听胡适演讲或看演讲记录稿的毕竟是少数(当然有人是根据高师版写讨论文章的,如钱穆)。大多数人对于此文的“到手”是通过《新青年》和衍生自《新青年》的《胡适文存》版、《国语文选》(沈镕编)版和《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版(按这些还都是“完整版本”,1921年朱麟公编的《国语问题讨论集》则把胡适文章斩得七零八落,然后放到不同的部分里去)。他们并不能了解胡适前后两版“增删”的深长意味,由此在心中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疑问。

  如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曾发表《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一文,其中批评道:“书(《孙文学说》) 中有许多我不能赞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但仅过一年多,在《中学国文的教授》 里,胡适却又夸孙中山“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其实《文法要略》一书的编者是庄庆祥这样的小角色。胡适先在高师版中以之骂商务,这里提到它也只是为了向中山先生“示好”。但从读者角度看去,中山先生对《文法要略》 的“指错”同样出现在胡适不赞同的《孙文学说》第三章,这变化实在太“迅速”了些。他们不知道相较一年前,胡适与“民党”的关系此时正在“蜜月期”,所以《新青年》版中才会连续出现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多位“民党”大佬的名字和他们发表在《建设》上的大作。

  更重要的是由于《新青年》版中胡适说得太斩钉截铁和振聋发聩,就像缪凤林所言:“先生那篇《中学国文的教授》有许多见解,言人所未言——并且是不敢言的……先生曾说:‘生平主张,只求空前’,这也可算是一种空前呢”!而正因“人不敢言”与“空前”,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反对声音。

  梁启超就直接说:“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得十分完好,《水浒》《红楼梦》固然是好,但要整部地看,拆下来便不成样子。”又说:“若把小说占教材中坚位置,稍有教育常识的人,谅来都不能赞成……为教中学生起见,我真不敢多用这种醉药。晁盖怎样的劫生辰纲,林冲怎样的火并梁山泊,青年们把这种模范行为装满在脑中,我总以为害多利少。我们五十多岁人读《红楼梦》,有时尚能引起‘百无聊赖’的情绪,青年们多读了,只怕养成‘多愁多病’的学生倒有点成绩哩。”

  梁启超有这样的看法并不令人讶异,因为他和胡适的观点交锋远非这一次。更可注意的是胡适阵营内部好像也多有人不认同其观点。最典型的是为胡适演讲做记录的周予同的文章 (以下简称周文)。

  周文题为《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发表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1922年),文章基本定稿于1920年10月24日,即《新青年》版发表后不到两月。在周文里虽处处出现“胡适之先生说”,但字里行间却处处有对胡适文章的“反对”,且大多是明确而不客气的“反对”。如周文说:“文法要略不但不能删去,并且应该大大的扩充”;又说:“胡适之先生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但我主张看书和讲读都不可偏废”。

  这些还都是枝节,周文的重点在几近推翻了胡适对于“古文”乃至语体文选材的标准和观点,直接提出:“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主张,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自修的古文书……都要看,这不但是时间上办不到,就是办到,方法也似乎太笨!”

  因此在周氏看来除了改良教科书外,要多编国语文选本、文言文选本等等,而选材标准是:

  一,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

  二,凡违反人道或激起兽欲的文章,一概不录。

  三,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

  四,凡虚诞夸浮的纪传碑志及哀祭文章,一概不录。

  五,凡陈义过高,措辞过艰,已入哲学专门研究的范围;国语如罗素 《心之分析》、《物之分析》 的讲演录,文言如庄子的 《齐物论》、墨子的《经》 《经说》,主张以学生的程度为本位,一概不录。

  ……

  可见若依照周文的标准,胡适所谓“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不知还有多少篇“可取”? 一个中学堂毕业生在胡适看来应该读过的《资治通鉴》、四史、《通鉴纪事本末》《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诗经》等等不知还有几部能看?(按《新青年》版中胡适通篇未提庄子,但在高师版中庄子却还在较高的位置。在他拟定的“中学国文的目的”四项中,第二项是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廿四史、通鉴和孟子、庄子一类的子书。而周予同直接说不录《齐物论》正显露了他既对《新青年》版发言,又在对高师版发言,同时也证明除了“孔教”之书外,特定“子书”能否入教材亦有大争论)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具体到胡适力主入教材的《水浒》《红楼梦》,周文的意见竟在相当程度上和梁启超相似,认为:

  近人主张取为教材的两部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我以为都有商榷的余地。我不主张看《水浒传》,和我不主张选语录的一部分理由是相同的;就是因为《水浒》杂了许多宋元时代山东一带的方言。……《红楼梦》是问题小说,是有主义、有思想的著名小说,这人人都知道的,但作者的艺术手腕太高,每每引读者入大观园,而无暇细细研究他艺术上描写的方法。就我个人的经验说,我从十五岁看《红楼梦》,到现在三次了,没有一次不赔眼泪。去岁夏天决意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结果仍是失败。中学第一二年级生正当感情强烈、生理心理发生变动的时候,而中国对于性欲教育又太没有研究,能否绝对不发生恶果,确是一个大疑问。

  周予同对胡适的种种“反对”清晰地折射出新文化“入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纯粹的启蒙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繁复的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被启蒙者并不是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其有自己既有的思路和观念。这些思路和观念固然会因新思潮的冲击而大大转化,但转化一般亦是新来和固有的结合,同时又有结合后的嬗变,由此新文化入个体之心后会表现出复杂的纷歧样态。有稍作引申之人,有认同部分之人,有形似而内里全变之人,亦有形不似而内里相同之人。

  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全然和纯然关乎思潮,其更和每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现实处境相关。这正如斯金纳所言,不能把思想者的文字或言辞仅仅看做是他对某种信念的“肯认”,而是要注意他们用思想来“行动”的那一面。胡适的困境正在于他并非只是在谈“中学国文的教授”,其背后夹杂着人际网络的经营,亲疏友敌的区分,教育部令的催迫和扩大声名的私念,那么胡适的读者同样也会利用他的文章来“做事”。如陈望道就以《中学国文的教授》来影射胡适政治立场的“不可信”,认为他与研究系关系暧昧。周予同虽无那么强烈的党派之见,但其相当明白迅速参与这样的讨论,对胡适的观点提出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都是引起新文化圈内部注意的快捷方式。这从周氏急切地提自己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就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周予同道出了诸多同读胡适文章之新青年的心声:胡适大文虽在态度上可认同之,名气上可追随之,但若真要付诸实践委实陈义过高,特别是书目太多,且看重“古文”。吾等青年以十余年来“降教”之程度最好是能少读书,读简易的书,甚至不读书(对于此点缪凤林是一例外,但他对于胡适的“古文”选材也是大有意见)。而胡适虽然自以为面向这批新青年发言,但却因暴得大名过快,登大学讲坛日久而已露不接地气的迹象,此亦成为他慢慢显现“落伍”形象的起点。

阅读原文

作者|瞿骏(本校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