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的澳洲和穆斯林的亚洲,仅代表作者观点

 策略游戏     |      2020-04-30 01:14

震惊之后:辨析恐怖主义的渊源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傅健士,从历史、宗教叙述中,指出伊斯兰国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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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伊斯兰宗教史的纽约学者傅健士。摄 : 王嘉豪/端传媒

据外媒报道称,近期极端组织ISIS最大头目巴格达迪被美军击毙。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巴格达迪已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覆灭,更不代表中东战乱漩涡的终结。本文作者认为,要理解ISIS对今天国际秩序和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必须跳出美国“反恐”和“文明冲突”的话语框架,看到ISIS“建国”的特殊理念,源自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权的平等政治意识。需要反思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不平等政治下的对抗,为何却被原教旨主义及民粹主义这种分裂的政治主张所替代?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巴黎,西方的文化之都,年初经受的伤痛未愈,又在岁末遭遇了更为血腥的袭击。2015年成为世界震惊之年。  震惊的感受来自恐怖袭击的残暴、突发及其目标的不可预测。《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黎巴嫩内战前的贝鲁特曾以中东的巴黎为人知晓,而今天的巴黎却越来越像是西欧的贝鲁特,一个涌动着族裔冲突、人质劫持和自杀式炸弹的城市。”贝鲁特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今天的巴黎,也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伦敦、柏林、纽约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诞节期间也发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警告)。所谓“伊斯兰国”(ISIS)11月公布的最新“敌国名单”列入了全球六十个国家。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暗自庆贺“风景这边独好”。  更深的震惊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从《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风暴般的讨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与防范?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将就此被改变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但受惊的心灵往往急需一个简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复。迫切与焦躁中,久已窃窃私语的一个词汇浮现出来——“伊斯兰”。那么,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之间是否相关?这是相当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成为当下辩论的一个焦点。  驱逐困扰的一个方式是将两者做干净的切割。奥巴马总统声明:ISIS“不是伊斯兰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联名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观点。美国官方呼吁用“达伊沙”(Daesh)来替代以往媒体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称。但困惑与质疑之声仍然遍布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切割”声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难平息实际上持续存在的激烈争议。  《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5年2月发表了该刊最受关注的长文《ISIS究竟要什么?》(网络版有近一万七千条留言评论)。作者伍德(Graeme Wood)大胆宣称,“实际上,ISIS就是伊斯兰的,十足的伊斯兰。……它最热衷的追随者所布道的教义,源自对伊斯兰教融贯甚至精深的阐释。”伍德承认,将ISIS问题仅仅视为“伊斯兰的麻烦”是流于表面的,甚至是为其辩白,因为伊斯兰教允许多种阐释,ISIS的支持者只是在道德上固执于自己选择的一种阐释。但是,反过来简单地将它“指控为非伊斯兰的(un-Islamic)却可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哈里发的许多实践在平白写就的经文中得到了背书”。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他随后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做出澄清、修正与回应,但并没有收回其基本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的海科尔(Bernard Haykel)教授被带入了辩论的漩涡,因为他被伍德誉为“在IS意识形态问题上最具发言权的世俗权威学者”,也是其文章所援用的主要学术依据。海科尔在一次长篇访谈中指出,ISIS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偶然产物,“伊斯兰教中没有什么注定的东西会导致ISIS”。虽然ISIS的确根植于纯正的伊斯兰经文,但这些经文必须经由阐释才能得到理解,而阐释总是具有其时代性。ISIS却认为,任何对旧有阐释的挑战都是叛教行为。“他们声称我们必须返回第七世纪,这是要否定过去一千年伊斯兰教法传统的法理复杂性。”因此,ISIS的问题在于其“非历史的神学”,假装过去多少世纪的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以此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但与此同时,海科尔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看法。“许多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时是和平的宗教,有时是战争的宗教,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哪个时代。”最后海科尔强调,对ISIS的诊断与应对不应局限于宗教维度,而必须将此理解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的结构性问题的症状”,包括政治、经济、就业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阿拉伯社会本身开启漫长的改革。《大西洋月刊》随后发表了宗教研究教授达戈里(Caner K. Dagli)的文章,对伍德予以批评。作者首先质疑了伍德专业资质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识《古兰经》和《圣训集》的“平白含义”?何以判断什么样的阐释是“严肃的”?“引经据典”的解说并不是正当和严肃阐释的证据。此外,作者指责伍德的观点会使众多穆斯林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会被那些要求他们“发声”的人所谴责,但如果他们表达了在宗教上与ISIS的根本区别,又会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骗或欺骗众人。在这种残酷的逻辑中,“他们想要与ISIS真正决裂而免遭怀疑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抛弃伊斯兰教”。  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11月23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利埃发表演讲,现场视频几天后上传到YouTube。12月11日长达二十六页的演讲英译文本在多家左派网站上发布。他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和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阐释图景,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何以造就了三种病态的当代主体性(西方的主体性、渴望西方的主体性以及虚无主义的主体性)。而ISIS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本质上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轻人、流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开启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归解放的政治”创造条件。他相信,在当下的危机中有可能创造第四种主体形象:“寻求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将赋予我们“一种消化和废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法国人类学家奥特朗(Scott Atran)曾领导研究团队多年实地考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活动。他在《永世》(Aeon)网络杂志发表长文指出,西方有许多人将ISIS轻蔑为虚无主义的冲动,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发现了更为险恶的威胁:ISIS 是一场革命,如同此前许多革命一样,带着救赎的使命。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诱惑力的改变和拯救世界的使命”。  世界将会因此而根本改变吗?年末,《纽约时报》刊出杜拉特(Ross Douthat)的评论《自由秩序的崩裂》。这位年轻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叹,“2015年对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死亡象征时刻。”在冷战后的二十五年间,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整体大厦虽不理想却一直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外部对手(无论是俄罗斯、伊斯兰或者中国)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选择。而今天,那个自称的“哈里发”提供了新的反抗现代性的样板,并且已经抵达了欧洲的心脏。“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  西方舆论每年都会有类似“狼来了”的呼叫,这一次会是真的吗?“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国的9·11事件”。许多美国人当时都说“9·11改变了一切”。的确,此后十多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然而远不是一切。

本文11月20日首发于香港端传媒(Initium Media)国际频道,作者周轶君、杨静,发自香港。如欲转载,请发邮件至:editor@theinitium.com,获得书面或邮件回复确认后方可执行。

伊斯兰的瓦哈比化:

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共识

人人都在谈论“为什么是巴黎?”、“伊斯兰的本质是否邪恶?”、“下一个被袭击的城市会是哪里?”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却少有人说出来,更少人能够回答:“如何打败伊斯兰国(ISIS)?”

ISIS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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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伊斯兰宗教史的纽约学者、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执教的傅健士(James Frankel)博士,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打趣说,如果自己马上能开出一个打败ISIS的方案,“就发家致富了”,但他从历史、宗教的叙述中,指出了伊斯兰国的致命弱点。

“恐怖主义”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

  欧洲尚未从金融风暴与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完全复苏,又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为逃脱中东和北非的战乱,大量难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至8月底,已有三十五万一千名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有两千六百四十三人丧身地中海)。9月2日一名三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在海中溺亡,遗体被冲上海滩的照片被媒体刊发,令世界震惊与动容。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暂停此前相关法规的限制,允许被匈牙利阻拦的难民进入德国。2015年德国接受了大约一百万难民。德国的榜样一度感染了整个欧洲,但难民问题背后仍然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巴黎11月13日发生的血腥事件撕裂了暂时而表面的共识,关于“欧洲穆斯林化”的焦虑感再次袭来。  “野蛮人就在里面,而且这里没有门”——以此为标题,保守派的悲情斗士斯丹恩(Mark Steyn)迅即写下了他对巴黎袭击的时评,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赞叹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强有力的反应”,并在其《旗帜周刊》网站转载。斯丹恩的要点简洁明了:这并不是奥巴马所谓的“对整个人类和我们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这只是对西方的攻击,对西方人造就的现代文明的攻击。穆斯林并不信奉言论自由之类的西方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对当今世界“大部分区域是完全异己的”。但欧洲却决定邀请几百万穆斯林来定居,而其中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现代西方社会和所谓“普世价值”灭亡,要么对这种灭亡完全冷漠,这就给ISIS的生长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适宜地带”。斯丹恩在接受Fox新闻频道的电视访谈时指出,欧洲想要以情报系统和监控检查来阻止恐怖袭击是徒劳的,根本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移民和新难民。同化机制也不会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会作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忠诚与归属所向是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这是比民族国家更高的信念。他说自己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但“人们都说我是危言耸听”。的确,斯丹恩是一以贯之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畅销书《孤单的美国》中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分析:只有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维系,而欧洲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欧洲和穆斯林的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的奇特结果是改变欧洲去适应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国家的困境、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完全无法匹敌年轻的、生育旺盛的穆斯林移民扩展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主要在本土之外,而在欧洲同时是一场“内战”。放任的移民政策会使欧洲持续不断地伊斯兰化,结果就是“我们所知世界的终结”(原书副标题)。  捍卫西方价值,这不只是保守派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是右派的标志。  “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这当然是错误的。它混淆伊斯兰宗教与其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病症。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成为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一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对伊斯兰教本身——就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一样”。而大多数左派陷入了“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丰富的辩论,《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  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明星知识分子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作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s”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过于放任宽容,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因为将“欧洲解放的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情投意合,“文化多元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取向吗,或者会被当作“叛教者”驱逐?

ISIS领袖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正统继承者,正一步步实现《古兰经》关于“末日之战”的预言。由此推理,一旦ISIS不能用教义圆满阐释自己的行为,或是无法兑现对信徒许下的承诺,那么就很容易失去支持。击溃ISIS的关键,是理解它背后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理解它对信徒的宣传方式。既要攻城掠地,军事打击ISIS,也要戳破它对教义的曲解,夺回被ISIS占领的心灵。

阿拉伯动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近些年,阿拉伯半岛上冷战时期形成的强人政府在各种力量影响下纷纷倒台。而今天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国”便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的环境下诞生。如果简单地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语境下将其看做“恐怖组织”,便无法真正理解它对今天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中断《末日之战》的演绎

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语境下,“恐怖主义”被大致界定为非国家组织针对政府与社会进行的以制造恐慌为目标的暴力活动,其目的一般为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行动,而称之为“主义”似乎也在暗示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无政府及混乱的世界图景。但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中,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今天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战乱中兴起的“伊斯兰国”对世界秩序的深层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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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iq是ISIS的电子杂志,排版复杂精美,传播广泛。事实上,Dabiq是叙利亚一座城市的名字。它在《圣训》(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的预言里出现过:那些活得够长的穆斯林会看到,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会有一场斗争。届时,有穆斯林与非信徒结为密友,背叛自己的宗教,但真正的信仰者会组成军队,夺回圣城麦地那,并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城市Dabiq迎战罗马军队(注:这里“罗马”或许指意大利罗马,也可能指“拜占庭”,土耳其伊斯兰坦布尔旧称)。赢得Dabiq之战后,胜利的穆斯林将一路攻入土耳其,击败“伪救世主”。然后,世界将由转化为穆斯林的救世主耶稣领导,享受和平与公正。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伊斯兰国”与一般意义上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它有明确的建国目标以及治理行动。在政治目标上,它们与以驱逐西方入侵者为目标的反抗游击式的基地组织决裂,进而宣布自己的领土目标与治理理念。在政治行动上,它们在控制的领土内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在其控制的领土内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立奴隶市场等。

  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尚未结束,从年初开始对其政治遗产的讨论就陆续不绝。《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在1月隆重推出“奥巴马历史项目”,其网络版发布了五十三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历史遗产”问卷调查的全部回应,并以“封面故事”在纸质版中分八个专题摘录了部分调查内容。“二十年之后人们将如何看待奥巴马及其行政当局?”回应者包括一批美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个别其他领域的学者。  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也有很多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在未来会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时期,美国未出现大规模战争和恐怖袭击,这获得了不少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监控措施以及在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的决策也招致许多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的学者严厉批评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竞选时期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涯,但最终他达成的只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包括九篇文章,从国际战略的多个方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在美国思想界的辩论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鹰派”人士指责为“软弱”、“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这正在导致“全球失序”,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针对这种流行的批判,杂志主编罗斯(Gideon Rose)做出了回应。在题为《奥巴马做对了什么:保持冷静并继续自由秩序》一文中,他对奥巴马的外交遗产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罗斯指出,小布什留给奥巴马的遗产是“两场战争和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而奥巴马已经使美国从一些老问题中解脱出来,避免陷入一些新问题,并同时获得了一些扎实的收获。这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奥巴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大局的把握”:“他重视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培育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并认识到要从全球边缘地带误入的冒险和纷争中撤退,以此救护这一秩序的核心。”在罗斯看来,奥巴马是“带有保守主义气质的思想上的自由派”。在经过“鲁莽的过度扩张与好战的单边主义时期之后”,他感到推进美国的长程外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短期收缩”,通过放弃边缘来巩固自由秩序的核心,这是他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尽力从其前任的失当中拯救这一战略”。在这背后是一种“自信的认识”:“从长远来看,开放社会将击败封闭社会(因此,只要堡垒能被守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终将会看到它们地位的下降而非提升),这表达了对过去美国外交最佳教益的重新发现。”

所以,ISIS攻下Dabiq,对它的信众来说,末日之战已经上演,ISIS就是那支“真正信徒”组成的军队。Dabiq之外,ISIS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幅疆域,这两地正是伊斯兰文明鼎盛时期的中心。和基地组织、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原教旨势力不同,ISIS控制了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势力,面积和整个英国差不多大。这使得它在信众眼中格外有吸引力。

“伊斯兰国”不像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帝国。它没有明确边境,内部的认同基础在宗教层面上是极其单一的,但从其民族成分上来看,却又非常多样。

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

傅健士认为,对于宗教教义的阐释很多时候取决于阐释者的理解和目的,甚至可以说,人们总能从教义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教条。但是,对教义的遵从,恰恰是ISIS的立足之本。如果有选择地攻打他们占下的、具有宗教意义的城市,把预言里的历史名城从ISIS手上夺回来,就是沿用ISIS的方式戳破ISIS对于教义的垄断演绎。拿回这些城市,除了可以让ISIS演绎末日之战的企图破灭,也可以打破ISIS的成功形象。毕竟,不少被它吸引的人,是希望在末日战争到来前,站在胜利者一边。

“伊斯兰国”的特殊性,必须从其政治上提供的那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大同想象开始谈起。ISIS组织名中所使用的“الدولة”发源于公元10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其本意有回转、时间段的意思,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概念不同,“al-Dawlah”更接近“王朝”的意义。

  马云6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选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举办。这家酒店在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期欣然开业,时任总统胡佛对此致意,赞誉它“向整个国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气”。而今天,华尔道夫酒店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的保险公司。“这整个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这段文字作开场白,《经济学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经济”特别报道。其中关于中国的文章题为《更远的长征》(A Longer March),阐述“中国震撼了世界,却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最近的状况和趋势,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现象中剖析背后的结构和制度性的难题,以及改革面临的困难。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却是中国一直面对的挑战。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的巨人,成为在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中等强国。这种温和的雄心或许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这并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种种问题。中国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制衡或替代力量。”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测评起始于1990年。这一指数综合了人口的收入水平、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了过去二十五年各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在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增长速度),目前达到了韩国1990年的指数水平。  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清华大学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发表新著《中国模式:政治优绩制与民主制的局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入选“《金融时报》2015年最佳书籍”。作者试图论证,中国式的政治优绩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克服选举民主制的关键缺陷。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他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民主优绩制的模式,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而在政治上是稳定的。10月15日美国亚洲学会与《纽约书评》杂志为此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贝淡宁与其他五位学者参加,部分内容随后以《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制吗?》为题,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布。  贝淡宁在讨论中阐明,他的著作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中获得启发。传统的公职人员选拔,首先是依据科举考试,然后依据政府低层所作的绩效评估。而这套体制过去三十年在中国重建了,尽管并不完善。他的写作并不是要为现状辩护,而是出于他的“语境化政治理论”方法。“垂直的民主优绩制”启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个理想本身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中国的政治改革。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如果中国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平稳发展,也可以使西方拥有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负。但谈及中国模式的问题,如果承认目前政治优绩制运行得不够好,那么阿什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实际上它并不是贝淡宁描述的那种政治优绩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首先强调,这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实际上不是一本关于真实中国的书。他随后表达了自己最主要的质疑:“德才兼备的优绩选拔是否能形成一个更好的政府?”在他看来,这本书关键的理论失误在于忽略了权力的行使,只关注官员的选拔,而无视官员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目前所谓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贝淡宁在论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时候,从不提及两者的差距,只是指出现实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为这是实践的制度,当然会存在不足。黎安友随后又在《国家利益》11、12号发表了长篇书评《伪造的中国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尽管目前各国还未就是否出动地面部队、由谁出动等等达成一致,傅健士强调,军事打击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必须双管齐下。也就是说,军事行动外,必须在穆斯林中,进行反ISIS的宗教宣传。

同时,这个词还强调了一种政治合法性在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交替,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学家用“dawlah”来描述自身这种旨在替代伍麦叶王朝,继承伊斯兰“天命”的行为。

知识分子的黄昏或黎明

不过,他遗憾地指出,欧美国家政府意识不到宗教、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将ISIS贬低为“野蛮人”、“邪恶的力量”,那样做无法让跟随ISIS、同情ISIS的人意识到问题的本质:ISIS并非正统继承者。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也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政治叙述里“汤武革命顺乎天”中“革命”一词的意义。恰是在19世纪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浪潮中,这一概念中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理想政治想象渐渐消失,被西方概念中的“国家”所取代。

  2015年西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讨论相当活跃:从《高校纪事》组织的“公共知识分子”专辑,到研究法国智识精神的专著,还有两部批判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论著。  “知识分子问题”常常是知识分子才格外关心的问题,只要这个议题仍然活跃,就意味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但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气质及其公共影响可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这正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关注的问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在1950年代之后,上一辈独立不羁的“城市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迅速衰落,新兴的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主要为同行写作的“专业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原书副标题)。这本书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订版。在初版发表近三十年之后,《高校纪事》12月发表专辑《“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四篇文章着眼于考察雅各比的论题在当下的有效性。  专辑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识分子》,回应了诸多的批评质疑,虽然承认当初有个别失误之处,但自认为总体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在当今仍然有效,因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未逃脱学院体制诱惑与规训,反而愈陷愈深。虽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个别反潮流的事迹,但并不能逆转总体趋势。值得赞许的是一批为公众写作的“新科学作家”,他们的成功表明了普通读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科学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人文学者却在拥戴瘀结的文风和繁琐的理论。互联网的冲击是他当初未曾预料的现象,但他很怀疑通过博客和推特而流行的文章,可能会丧失那种“反思的慢功夫”:“危险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必在专著与推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他看来,“处于两者之间而面向普通读者的严肃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同消失的是它们的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  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波特(Claire Bond Potter)教授的文章题为《互联网是最终的波西米亚吗?》。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在政治上无政府的空间,很接近雅各比的波西米亚咖啡馆。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虚拟空间中集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博士,他们以“学术计件工人”方式进行公共写作,成为新一代的“剩余知识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稳定的工作造就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方式相对抗,同时他们也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业,寻求一种新的波西米亚方式,推广一种摆脱体制束缚的激进视野。一代创造性的知识工人正在兴起。“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开来;他们遍地开花。”  实际上,《高校纪事》早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对此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出色的见地。作者格瑞夫(Mark Greif)是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年轻教师,《n+1》杂志创始人和主编。他通过讨论《党派评论》的兴衰历史,挑战了学院规训使得知识分子衰落的流行看法。在格瑞夫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院化”,而在于我们对公众的错误想象。《党派评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是面向公众写作,而是对公众的期许更高,他们“瞄准的位置总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众的顶端,那是他们必须踮起脚才够得着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也总是略微高过《党派评论》的作者群本身”。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才配得上他们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识群体。讨论二十一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应当更少关注他们职业的来龙去脉,更多地着眼于恢复对公众的最高尊重。

巴黎恐袭违背教义

跳出当前简单的“反恐战争”话语来看ISIS,便可以发现在地缘政治诉求之外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

巴黎恐袭之后,有ISIS支持者在网上欢呼:“这是神迹!”然而,根据傅健士的说法,在《古兰经》中你找不到任何支持杀害平民的教义,巴黎,这座城市,也没有出现在与末日之战相关的预言中。

ISIS所要求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除了是一个伊斯兰政教一体的理想“乌玛”之外,更是一个复古的帝国企图。其所希望继承的,便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个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

  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却同时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伦理生活?耶鲁大学出版社在4月推出了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辛格(Peter Singer)的新著《你能做的最大善事》,以清晰的哲学思考辅以真实生动的事迹,论述了“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在改变伦理生活的观念”(副标题)。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格林纳(Joshua Greene)称之为“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在世哲学家”所写过的“或许最具影响的著作”。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是始于新千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一种道德哲学,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之一。他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要过一种充分的伦理生活,我们就应当尽己所能去做最大的善事。而要发现怎样才能做最大的善事,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证据。”目前在慈善机构的捐赠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只是被其形象所感动而行善事。辛格从效益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汲取灵感,发展出有效利他主义的理论,主张依靠科学的方法来确定改善世界的最有效方式,这区别于传统的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的理念。辛格理论的一个特色在于淡化感人的“温情效应”,也不诉诸那种否定自我利益的“牺牲奉献”。许多践行者的典型感受并不是自己做出了“牺牲”,而是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获益更多也更加丰沛。因此,有效利他主义并不主张否定自我利益,而是鼓励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何为真正的自我利益。  这本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评论。《波士顿评论》为此举办专题讨论,邀请十一位学者和作家就“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展开辩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批评,首先,将本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职能转交给个人和团体来承担,可能隐含着危险。即便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政府的角色就其长期后果而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本来预期从国家获取的重要服务由其他组织接管,那么要在其他关键领域中培养对国家的信任和发展国家能力就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次,有效性测量也是可质疑的。捐赠给大赦国际,还是捐助某个提供疫苗或教科书的NGO?相比之下哪种选择社会价值更大?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得以使千万人摆脱贫困的发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有效利他主义会将公共的关注点偏离重要的制度因素。更为激进的批评意见来自左派网站《雅克宾》上的一篇文章,它指责有效利他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无视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类似的批评,辛格在回应中指出,有些策略可能比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使用的策略更有效,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驳倒这一运动的实践者,因为他们可以随之采纳更有效的策略。有效利他主义并没有忽视能够减缓贫困的大幅度政治经济改革,如果有证据表明这种改革的预期有效性更高,那么我们就会倡导从事这类改革。对于救助贫困,这一运动常常被批评为“创可贴式”的治标不治本。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辨“标”与“本”,就算有时我们确切知道什么是贫穷的某些根本原因,却也一时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治标”可能意味着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辛格说,有时候“创可贴也不坏”。

相反,这场恐怖袭击,处处违背教义。例如,《古兰经》禁止杀害平民,哪怕是异教徒的平民。而诸多ISIS袭击受害者中,有妇孺,甚至有穆斯林。这些都是教义不容许的。

与之前的萨拉非主义原教旨组织相比,ISIS同样也以对伊斯兰教法的狭隘诠释为基础,并对物质生活方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霸权主义侵略进行暴力对抗。然而, ISIS的政治想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19金沙国际唯一官网,~20世纪阿拉伯与中亚伊斯兰国家旨在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武装“圣战者”运动,而变成了一种主动向外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主义。

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另外,伊斯兰教教义从未鼓励过自杀,更不用说自杀式袭击。法国总理刚刚宣布,有情报显示,ISIS可能动用生化武器,但伊斯兰教教义实际上禁止“投毒”等非常手段。

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极端力量,对美国全球霸权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进行了全球性的挑战。这在美国保守主义观察家看来,代表了“宗教的东方”对“世俗的西方”进行的挑战。

  《前沿》(edge.org)被英国《卫报》誉为“全世界最聪明的网站”,以倡导科学与人文之融合的“第三种文化”而著称。每年伊始,主编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都会公布网站的“年度问题”,并邀请世界各地二百位思想家和科学家应答。2015年《前沿》的年度问题是“你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获得了一百九十二份回复,陆续在网站发布,最后汇编为文集出版。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人文学者和作家,二十多家媒体对此予以报道。  1980年代哲学界曾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焦点之一在于计算机是否能够“真正”地思考(具有意识)。近年来,这一领域获得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支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迅速的进展,许多成果更新了旧有的知识和观念,也引发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机器思维与人的思想真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吗?人工智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而达到“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吗?最终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前景意味着福祉还是灾难?  在众说纷纭的应答中,可以辨识出比以往更显著的“物理主义”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卡罗尔(Sean Carroll),追溯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美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认为他预见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没有给外在于物理的生命力量留下空间。神经科学虽然不如物理学成熟,但已经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与大脑中特定的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若要问他对会思考的机器的想法,他不禁要说,“嗨,你在说的那些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会思考的机器。不同类型的机器之间的区别正在销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尔泽克(Frank Wilczek)认为,“所有智能都是由机器产生的智能(机器要么是神经元形成的大脑,要么是硅芯片制造的机器人)。”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丘奇(George Church)回答说:“我是思考的机器,由原子组成。”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里斯(Martin Rees)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教授是超级智能研究的专家,他提出了更复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目前的机器思维的水平相当低(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知之甚少。但他认为,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从人类智能水平达到超级智能的水平会相对更快。超级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这取决于超级智能的默认动力机制以及如何才能予以控制,这些问题远比人们预想的困难得多。

ISIS在巴黎得手了,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它并不像自己标榜地那样遵从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

这种文明冲突式的表述预设了西方语境下的“文明”概念的普遍性,将这种暴力对抗简化成了对现实“美国利益”的挑战,将暴力本身归结于伊斯兰作为“前现代”宗教与“现代”秩序之间矛盾的结果。

阿伦特逝世40周年

拒绝吸收难民对ISIS有利?

这样一来,这种暴力“圣战”得以在伊斯兰世界中生长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便被忽略。进而造成诸如9·11一类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被看做是一群人主导下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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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健士认为,ISIS策划巴黎恐袭的目的,首先是恐吓西方,但同时,它也想截停那些涌向西方的难民。袭击过后,美国和欧洲不少国家出现声音,拒绝继续接收叙利亚难民,这正中ISIS下怀。要知道,数以百万难民逃离ISIS统治区域,去欧洲求生存——这原本对ISIS来说,是非常耻辱、尴尬的事情。如果在ISIS统治的领域,生活真如宣传得那么美好,穆斯林应该大量从欧美国家移出,接受哈里发的保护才是。

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12月4日是汉娜·阿伦特逝世40周年纪念日。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在12月3-4日举办学术研讨会《阿伦特:40年之后》。三位国际著名的阿伦特研究学者,分别从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视角,探讨阿伦特思想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的相关性。第二天的会议汇聚了各地学者,呈现了阿伦特研究的新近发展成果,并由此关联到当代最紧迫的政治问题。纽约“电影论坛”从4月6日起的两周,连续放映新近完成的纪录片《积极生活:阿伦特的精神》。影片由以色列与加拿大的电影人联合制作,回顾了阿伦特的生命历程与思想生涯,突出她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介入,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争议。  《国家》杂志发表政治理论家罗宾(Corey Robin)长文《阿伦特的审判》,重新考察和评价了阿伦特因报道1961年“艾希曼审判案”而卷入的争议。文章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论置于她复杂的思想脉络之中,突出了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阐释与她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永世》网络杂志发表牛津大学现代欧洲史博士生麦卡莱(James McAuley)的文章《影子与实质》,富有洞见地论述了阿伦特的“自觉贱民”意识与她远离乡愁的世界主义气质之间的内在关系。  《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文章题为《摩根索与阿伦特:一种智识激情》,出自批评家、《纽约书评》的编辑葛温(Barry Gewen)。文章追溯了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与阿伦特之间长达20多年的亲密交往。列奥·施特劳斯、摩根索与阿伦特有相近的背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纳粹兴起之后从德国移居美国,也都研究政治问题。摩根索与施特劳斯起初彼此赞赏,关系密切,但很快就因为“观点与性格的深刻差异”而相互疏远。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早在德国的学生时代就相识(传言施特劳斯曾“追求”过她),但两人从来彼此不合。阿伦特将摩根索描述为自己的“智识伴侣”(虽然她对摩根索晚年的求婚感到“惊慌不安”,但妥善处理了这个短暂的插曲)。他们各自在逆境中获得了对方的坚定支持,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终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共享着与众不同的智识倾向和政治立场:对苏联从不抱有幻想,理解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怀疑国际主义的自由理念,同时也反对麦卡锡主义。他们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美国政治的标签无法恰当地用于把握他们的欧陆视野。他们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处境,抵触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他们共同面对的思想挑战是“学习在这个不确定、时常野蛮的世界里不抱希望地生活”。微妙的区别在于,阿伦特仍然坚持为光明的希望留有一道门缝,而摩根索则断然将它关闭,这是所谓的现实主义。

如今,当西方对难民关上大门,指责难民是恐怖袭击的元凶,ISIS可以重复它的宣传话语:看哪,非信徒痛恨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他们才不管穆斯林的死活,只有加入我们才是出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衰退。美国的兴起及其建立的世界秩序继承了欧洲19世纪国际法体系构建的民族国家秩序,并试图将其边界延伸到欧洲之外的世界中去。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性地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率,其残酷性也动摇了这种欧洲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普遍性。

2015年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ISIS的自然死亡?

在欧洲国家大战正酣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积极宣传下,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普世道德权威”继承人。他用“权力的社群”替代维也纳体系强调的“权力的平衡”。

  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英国学者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获得。她任教于伦敦大学贝克学院,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历史、神话,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颁奖词突出表彰了她对神话研究的贡献,以及在小说创作中对性别角色和女权主义的彰显。坦普尔顿奖由加拿大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金·凡尼尔(Jean Vanier)获得。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活动,以救助发育性残疾人的贡献而著称。当代两位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与查尔斯·泰勒分享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  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逝世,享年70岁。他长期致力于“自反性现代化”的研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等重要概念。2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逝世,享年78岁。他著作等身,尤其以对丘吉尔的研究见长。4月13日,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逝世,享年87岁。代表作《铁皮鼓》、《猫与鼠》、《狗的岁月》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他在两德统一后致力于反对仇外主义和新纳粹势力。他在晚年的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中承认自己曾是党卫队队员,引起轩然大波。5月12日,德裔美国历史学家盖伊(Peter Gay)逝世,享年91岁。他的著作《启蒙时代》具有文化史的典范意义,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5月23日,美国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逝世,享年86岁。他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在经济均衡与博弈均衡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也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人物。7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逝世,享年77岁。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于1998年获得熊彼特奖。9月10日,被称为“预防自杀之父”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法布罗(Norman Farberow)逝世,享年97岁。9月13日,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逝世,享年86岁。著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战争状态》和《雷蒙·阿隆与国际关系理论》等。10月5日,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作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逝世,享年100岁。她致力于美国社会平权运动,为消除族裔歧视、性别歧视和改善黑人地位付诸巨大努力,著有自传《为改变而生》。10月21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沃林(Sheldon Wolin)逝世,享年93岁。他的政治理论富有独特的洞见和批判视野,也是学术界对阿伦特思想最重要的批评之一。11月23日,美国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岁。他是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2月13日,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逝世,享年79岁。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享誉世界,转变了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范式。他对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也贡献卓著。

除了从宗教教义的角度,打击伊斯兰国的自我宣传,傅健士认为,ISIS迟早会令支持者幻灭。

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来自于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自由贸易。威尔逊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建国的政府,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如此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单单符合自由和平的人类道德目标,也符合美国利益。

(受版面限制,在此发表的版本删节了原文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以及全部注释。完整版将在《学海》2016年第1期刊出。本文属于笔者2003年起所作的系列年度综述,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供参考。前十年的综述已结集收入《纷争的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外界对它内部的日常管理所知甚少,但可以想见,目前的领导者未必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和资源。“只见到关于严苛酷刑的报道,如违背教义要剁手等,但真正的哈里发国,要主持公平正义,要保证人民生活富庶,这些目前都看不到,”傅健士说,外界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与孤立,将逐渐令追随者失望,“当然,我们不能坐等伊斯兰国自然死亡,但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需要保持耐心。”

作为美国挑战欧洲殖民秩序贸易垄断的普世性话语,“民族自决”在一战时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想象平等政治的有效途径。然而,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民族自决背后的支撑力量则是军事干涉主义。威尔逊时期,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独立战争,通过武力向韦尔塔将军施压,迫使其下台。1915年,威尔逊又授权美国武装入侵海地。这种在枪炮下推行的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激起了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们的反抗。而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对威尔逊新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之后,很快也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替代。

阅读原文

猎杀伊斯兰国头领并无帮助

从本质看来,20世纪初期美国兴起时被作为全球战略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并未真正走出19世纪欧洲维也纳体系中那种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贸易差序霸权。其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在绝对主权观念与自由贸易基础上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认识。

作者|刘擎

目前美国及盟军空袭的对象,往往是伊斯兰国头目。打击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当然是一种必要策略,但在傅健士看来,直接打死伊斯兰国所谓“哈里发”巴格达迪——就像当年击毙本.拉登一样——未必能从根本上消灭恐怖威胁。

这种认识框架下的“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所有权。从财产所有权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实际上是基于现实主义结构框架下的。这种实际上的现实主义政治也使得自由和平等从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蜕变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对所有权的争夺,以及对于政治体制排他性的认同方法。在此基础上实践的“民族自决”最终必然无法承担平等政治的大同任务,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世界政治的碎片化危机。

来源|澎湃

“就像神话中的恶龙,你砍掉一个脑袋,它会再生出十个来。杀掉本.拉登,伊斯兰国冒出来,打败伊斯兰国,还会有其他新的恐怖组织诞生。”

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这种危机的表现便是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以“9·11”为里程碑,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军事威胁,并进而对全球新自由主义政治及治理提出挑战。美国“反恐战争” 这种冷战式的观念,便是这种意识形态冲突的具体化表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内部所蕴藏的结构性问题的直接体现。

编辑|吴潇岚

他反复强调,伊斯兰国并非“近年新生事物”,它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要放在“萨拉菲运动”的脉络里解读。唯其如此,在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民粹主义在全球的迅速崛起,种族意识复燃,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一体化市场努力的阻挠力量,也直接对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碎片化的倾向体现为一种在种族主义话语遮蔽下的阶级冲突,进一步展现了“后冷战”时期希望政治消亡的深层次影响。

“萨拉菲主义”是逊尼派穆斯林运动,主张回到源头,严格遵从先知的主张,追求纯正的伊斯兰生活,顾也称为“原教旨主义”。

正是当代国际政治普遍主义话语中存在的这种逻辑困境,使其无法对当前国际社会已有的主权体及制度形式作出有包容性的合理阐述,也无法对诸如“伊斯兰国”这类“反现代化”的政治方式作出有效批评,更无法对由私有企业、国家或各类经济贸易体垄断形成的霸权及不平等作出回应。

伊斯兰文明曾经拥有辉煌历史,但到了13世纪,蒙古入侵、攻破巴格达后,渐渐衰落。历史上第一个萨拉菲主义者,是13世纪侵略战争幸存者伊本·泰米叶。他认为穆斯林落败就是因为伊斯兰信仰在堕落,应该回到早期纯洁的生活方式。与伊本·泰米叶主张一脉相承的,是瓦哈比派、穆斯林兄弟会、本.拉登,现在轮到伊斯兰国。萨拉菲主义者相信,只有恢复早期穆斯林生活,才能重振伊斯兰文明的荣光。

这种差序且排他的普遍主义话语一方面把“边疆”僵化为财产所有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霸权扩张的暂时边界。而发生在这种“边疆”内的种种问题,被冠以“文明冲突”的标签,人为的将其与“中心”发生的不平等政治下的对抗区别开来。

怀疑是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脑Abdelhamid Abaaoud是一名比利时的公民。摄 : REUTERS

不可否认,伊斯兰成为一个问题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兴起的。今天的文明冲突论述,企图将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促生的对抗合理化为本质性的差异。更广大的中亚第三世界国家在今天重新走回了世界全球化的视野当中,只是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世界不再是全球政治想象的可能性空间,而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全球安全漏洞。这种安全在反恐战争的话语中,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武器。

这正是ISIS吸引西方年轻穆斯林之处。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觉得受到排挤,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希望献身“有价值的事业”。而巴勒斯坦哈马斯抵抗组织,不过是一个地区性势力。“基地”更像一个跨国集团,商业军队,不断需要金主募捐。只有ISIS,是唯一能把“伊斯兰”和“国家”摆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拥有石油和领地,“不要低估这样的品牌效应,”傅健士说。

而通过对反抗问题的反思,本文希望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ISIS对于欧洲穆斯林,可能比对美国的穆斯林更有吸引力,因为前者的社会融入程度更低。法国穆斯林大多来自北非,住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的市郊,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也低,还面对着很高的失业率。傅健士分析,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民族意识比较强。而美国和加拿大是移民国家,那里的穆斯林不乏中产阶级,社会地位较高。

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权的平等政治大同关怀,到了今天却被原教旨主义及民粹主义这种分裂的政治所替代?

由此可见,也许有一天,ISIS这个组织真的被剿灭了,但是持有同样意识形态的势力会崛起。年轻人会继续加入那股势力,除非全球各国为这些年轻人展示另一种可能,让他们有归属感。无论在美国、法国,还是在中国、俄罗斯,只要穆斯林觉得自己是被关心、被照顾的,那么他会慢慢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才是根除恐怖主义的办法。

今天阿拉伯地区的问题,来源于二战后去殖民建国运动及强人政府的崛起。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完成了国家机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然而,这种体制上的现代化运动并未真正伴随中国式的社会革命现代化过程。

附录: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传统主义基础的伊斯兰教并未能经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这是所有发生彻底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海湾君主制国家里,这一现代化过程仅仅发生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层面。意识形态上,它们仍旧停留在建立于部族习俗基础上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派的冲突,与部族认同密不可分,2010年末出现的阿拉伯动乱实际上存在几个重要前提。

傅健士认为,目前市面上以“伊斯兰国”为名的书籍,大多是匆匆新作,真正理解ISIS,还是要从理解萨拉菲运动入手。于是,他推荐了以下三本相关书籍:

首先,是强人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主权的丧失,以及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强大;其次,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的收缩与向亚洲的转向;再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造成的区域阶层不平等,以及作为其对抗力量的伊斯兰主义的扩张;最后,则是海合会国家针对地区与伊斯兰事务领导权问题的争夺。

1.Islamism: Contest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slam

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成

《伊斯兰主义:关于政治伊斯兰的对立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出现于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之后。在这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基础来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帝国。19世纪,又在欧洲殖民秩序中,诞生了一批殖民托管国家。

Richard C Martin; Abbas Barzegar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政治表述中,这一过程被简单化为一个线性的过程,现代化被看做是阿拉伯世界脱离宗教的蒙昧,走向世俗社会的简单过程。然而,这类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线性阐释却无法对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作出合理解释。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新一代学者重新从殖民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历史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有价值的反思。他们超出了一般性西方中心现代化叙述的单一视角,以伊斯兰律法与西方式的现代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为基础,对伊斯兰内部的变革话语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类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出发的讨论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来自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疆。

当我们在公共领域谈论伊斯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书可算是由一场十四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参加的辩论,写作者就“伊斯兰”、“伊斯兰主义”等词汇在公共讨论中的内涵和外延作出各自的解释。

今天影响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绝非是文明冲突与西方基督教中心眼光下的“伊斯兰化”或者是“伊斯兰极端化”,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问题应当被看做一场伊斯兰的“瓦哈比化”,即一场以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区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习惯法为核心的对世界伊斯兰信仰的改造。

2.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瓦哈比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内志省,这种基于贝都因部族习俗的伊斯兰教法宗派是今天ISIS的理论基础,其创始人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明确希望通过这样的教法改革,清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伊斯兰教内部带来的神秘主义、求智主义倾向。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穆罕穆德·本·沙特结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护及经济支持,而瓦哈比信众则为沙特家族对抗奥斯曼统治、统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权利、清除基督徒犹太教徒、进行领土扩张等“圣战”行动提供意识形态论证。

《全球萨拉菲主义:伊斯兰的新宗教运动》

在约翰·伯克哈德看来,瓦哈比教派信众类似于基督教中新教清教。他记录到自己在叙利亚境内遇到的贝都因瓦哈比教徒无一对伊斯兰教有任何“真正”的理解。他们依照村落部族为单位,听从教长的指示,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形式上的规定。在这种瓦哈比主义的社会结构里,个人与教权最重要的联系体现在缴纳天课的义务上。与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伊斯兰信仰相比,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却严格遵循分散各部族教长的权威,以《古兰经》为唯一真理,进而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教权结构。

Roel Meijer

直至今天,沙特,特别是来自沙特境内的个人,仍旧是这类瓦哈比主义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看似极端排外的原教旨主义到了今天,特别是在ISIS的进一步诠释下,却被装扮成了全球穆斯林的新希望。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据西方媒体报道,至今为止有超过500名的ISIS成员来自法国、英国。另有消息说,ISIS战士里先后有超过2000名欧洲人及100多名美国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ISIS迅速兴起得益于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内乱,前者主要是以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为核心,后者则表现为对阿萨德政府的武装对抗,ISIS在叙利亚的活动借助了西方政治话语中“反专制”、“反极权”,以及“人权”等普遍主义概念,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成员。ISIS意识形态话语非常强调通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生活方式的推广来对抗西方影响下的物质主义。

本书邀请多位欧洲学者从宏观和围观层面深入探讨全球萨拉菲主义,力图为读者呈现这支当代伊斯兰流派在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之内的状态。

除了瓦哈比本人之外,ISIS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资源还有其他两名古典伊斯兰教法学者:伊本·塔米亚和其弟子伊本·卡亚米。两人均属保守主义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信徒。伊本·塔米亚出生于13世纪蒙古入侵时期的哈兰,在他看来,积极对抗蒙古人对阿拉伯的入侵是伊斯兰的一种圣战。这种“圣战”是穆斯林得以获得最终幸福的道路。在伊本·塔米亚看来,伊斯兰的本真理解仅体现在所谓“伊斯兰原初三代”中。当然,即便是对“原初三代”的教法解释在萨拉菲派内部也并不统一。今天以沙特为主导的瓦哈比主义,其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特色,是希望通过对瓦哈比主义团体的支持,进而达到统一教法解释权的目的,而ISIS的活动,从武装上为这一教法统一的努力提供了帮助。

3.The Making of Salafism :Islamic Refor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这一点,从ISIS所谓的“哈里发”的名字中便有很明确的体现,用地名而非家族名作姓体现了罕百里学派及瓦哈比主义的重要特点。而Abu Bakr则是萨拉菲主义者强调的正统四大哈里发时期第一位哈里发、先知穆罕穆德的岳父阿卜杜拉·伊本·阿比·库哈法的通俗称谓。这种认主独一、反对奢侈生活的原教旨主义教法诉求实际上成为了今天ISIS对抗新自由主义普遍话语的有效武器。

《萨拉菲主义的形成:20世界伊斯兰改革》

ISIS的政治想象

仔细分析ISIS及其重要前身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拉克分部,和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的政治话语,我们便能发现它展现的是一套完全与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不同的普遍主义逻辑。

首先,与当代观察家们描述的不同,ISIS宣告成立的“哈里发国”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哈里发”制度的反叛而非继承。

1299年成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继承了伊斯兰教传统里的哈里发制度,然而在其边疆省份的阿拉伯人看来,这一突厥人建立的帝国实际上是对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ISIS建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从其形式上,极大地模仿了公元13世纪灭亡的最后一个阿拉伯帝国王朝——阿巴斯王朝。其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便直接让人联想到阿巴斯王朝的纯黑色军旗,黑旗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重要的战争隐喻,通过对中世纪教法学者伊本·马贾整理的《圣训》中一段神秘主义表述的重新阐释,阿巴斯王朝借此赋予其领土扩张战争以神圣意味。这段圣训中最被今天原教旨武装圣战支持者引用最频繁的一段话是:

“从东方会升起黑旗,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杀死你。……如果你看到了从呼罗珊来的黑旗,要排除万难加入那支军队,因为这是马赫迪哈里发的军队,它会长驱直入到耶路撒冷,无人可挡。”

在这段隐喻中所指的呼罗珊含混地指代今天阿富汗及周围广大的中亚地区。近来愈发受到美国反恐战略重视的叙利亚内战武装组织“呼罗珊集团,其成员据称也大量来自于该地区的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

从其假想的行政区域来看,ISIS构想的新阿拉伯世界帝国是以阿拉伯半岛,特别是瓦哈比主义诞生的内志地区为中心的。然而,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差序结构却被一种暂时的穆斯林统一想象及在此基础上的“民主”话语所掩盖。

2006年,ISIS前身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6名武装分子发表了一段被称作“沐香者誓词”誓言。誓词表示:

要“团结一切受什叶派和十字军压迫的逊尼派兄弟,帮助所有受压迫者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即便付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将安拉的语言在世上重奉为至上,复兴伊斯兰的荣光。”

而再看2004年1月本拉登在半岛电视台上发表的讲话,也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犹太--西方联盟的十字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将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称为“宗教经济战争”,并将对这种占领的武装反抗称为“圣战”。

这份宣言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份调动伊斯兰传统资源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政治宣言。宣言中充满了对各类标签的感情式使用与对伊斯兰教法词汇的策略性含混。他声称,穆斯林兄弟们当前苦难的境遇,源自于“我们……缺少对伊斯兰宗教系统与正确的认识”,他批评了阿拉伯世俗政府受到西方影响,而将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穆斯林兄弟。这些人实际上与西方执政者们一样,均在议会政治与民主话语的掩盖下谋求个人利益。

本拉登号召,解决这种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伊斯兰本身,他遵循传统的瓦哈比主义,号召一种多中心的对抗模式,在他看来,各个群体都应当有一个他们所支持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主要来自于教法精英。这种多中心的组织模式在意识形态层面又是统一的,其目的通过精英组成的议会来实现,他们不但是教法权威,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伊斯兰政治权威。这一结构,构成了今天ISIS基本的政治系统,而哈里发的存在,无非是在其之上添加了一个象征性的神圣权威,回应了那种延续阿巴斯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历史想象。

作者:殷之光

来自:文化纵横额